後記

解說／顏九笙

隱藏的絕望：《鬼的足音》的陰郁世界

由陰郁的想象出發

（本文涉及情節及謎底，未讀正文請慎入）

推理小說讀者都很熟悉這種情境：後來才揭露的關鍵新線索，讓你對前面所有事件的看法完全改觀。這可用來說明《鬼的足音》裏的每個故事，也可說明我對道尾秀介作品的認識過程。

本來道尾秀介在我心目中是個八十分的推理作家。詭計與障眼法設計得漂亮，情節安排流暢，人物也頗有真實感，這樣“已經很好了”，就算覺得缺少什麽，我也只會怪自己太挑剔。所以剛讀完《所羅門之犬》的時候，我開開心心地說“這部作品把成長的苦澀與青春的甜味結合得很好”。

可是……後來我接收到關鍵性的新線索，扭轉了我的看法。讀過《鼠男》後，我對《所羅門之犬》的評價就變了。《鼠男》有著悲劇性的基調，乍看像是要一路奔向破滅結局，最後卻隨著謎團一一解開，露出一線曙光--在此要向各位道歉，從劇情簡介裏其實看不出哪裏強過先前的作品，但道尾秀介的才能在這部小說的形式與內容中似乎發揮得最好，造就出一百分的平衡效果。相較之下，差不多時期連載的《所羅門之犬》（注：《所羅門之犬》首度發表於《別冊文藝春秋》二〇〇七年一月號至九月號，但單行本同年八月即由文藝春秋出版：《鼠男》二〇〇七年首度發表在《GIALLO》雜志的夏季號與秋季號，二〇〇八年一月由光文社出版單行版。）雖然刻意加入喜劇色彩、也有個光明結局，沉重的部分終究較強烈，有那麽一丁點輕微的不協調。

也許對道尾秀介來說，還是從陰郁的想象出發，最能得心應手地發揮。

《鬼的足音》裏收錄的故事，多半是在差不多的時間帶發表(注：《盒中字》初次刊登時間較早（二〇〇六年十二月號的《野性時代》），其他各篇則是在二〇〇七年五月到二〇〇八年五月之間發表。產量這麽大，他那兩、三年有在吃飯睡覺嗎？)，在我心目中也幾乎都拿下滿分-它們全帶有一種非常飽滿、感染力強大的陰郁。就像孟克的《吶喊》，我明知那種畫面很不健康、甚至令人恐懼，卻無法抵擋其莫大的吸引力，忍不住要盯著看。在我眼中，這本小書蘊涵的情緒沖擊度，足以匹敵頁數厚得多的長篇《向日葵不開的夏天》。

隱藏的絕望結局

在台灣讀者心目中，道尾秀介是推理作家，偶爾寫些帶有恐怖元素的推理小說；但在《鬼的足音》裏，兩者的主從地位恰好相反：這是帶有推理／懸疑趣味的恐怖短篇集。這部短篇集裏的恐怖，不是來自妖魔鬼怪或血漿殘肢，而是來自人內心深處的絕望--事情並非你原來想象的模樣，一切卻已無可挽回。這種恐怖，其實比得到恐怖懸疑小說大獎特別賞的《背之眼》更冷澈骨髓，也更有新意。在這些故事裏，“以關鍵新信息導出意外的結局”是必要的裝置，目的是讓恐怖與絕望滲透得更深。

以《鈴蟲》來說，起初像是常見的三角關系謀殺案：“我”為了被辜負的杏子殺死杏子的男友s，只有鈴蟲看見，所以“我”在幻覺中總覺得鈴蟲在傾訴著什麽。東窗事發的時候，“我”竟然心存感激--原來真兇是杏子，“我”刻意栽贓到自己頭上，沒想到竟能隱瞞十一年才被發現；“我”決定一個人頂罪到底。但是“我”真的毫無遺憾嗎？鈴蟲到底說了什麽？假如在比較普通的作品裏，鈴蟲的話語無非是代表冤魂索命吧。然而，《鈴蟲》的結尾，“我”在喧囂

蟲鳴裏回想起的是“孩提時代”，那樣瑣碎平淡的日常--永遠不能，永不再有。（在這裏偷引一兩句愛倫坡其實挺應景的。畢竟在《鬼的足音》的每篇故事裏，不祥的烏鴉都出現了。）

《野獸》裏自覺遭家人鄙視的少年，在一廂情願的沖動驅使下，著手追查四十三年前的滅門血案真相，理由只是“我覺得非知道不可”（你以為你是宇宙中心嗎？），最後竟然成功了，且在回家的火車上得到一個乍看非常光明的結論，“應該要重新來過……應該面對家人的，因為，或許還有救。不，總會有救的……，我自己的問題是多麽渺小啊”。故事若就此結束，那真是甜膩到令人不耐，人生豈有這麽簡單？但道尾補上關鍵的新線索：回家時，少年心知肚明，他所找到的“正確”結論已無價值。“沒地方讓我重新來過，沒家人讓我面對。”

這一天的追尋，只是鑄下大錯之後自欺欺人的逃避。

這結局殘酷到幾乎讓我對先前的不耐煩感到後悔。

中間兩篇的形式都比較傳統。《宵狐》帶有奇幻色彩，但勾勒出來的卻是成真的夢魘：青年懷著奸殺陌生女子的罪惡回憶，回到闊別二十年的故鄉小鎮，竟在同樣的時間地點，意外得到懲罰--本篇畫龍點睛的絕望一句如下：“無論如何，我殺死我的事實，都沒有改變。”《盒中字》發表時間最早，最像是傳統的推理小說，開頭還帶有幾分滑稽色彩，最後卻有個乍看很虛的怪談式結尾：“我”親手做掉四個人，唯一的後遺症居然只是不敢照鏡子？這麽一想，又讓人覺得全身發冷。這個“我”冷血得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