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 靜風(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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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那代人的最後一個逝者,追悼會開得是足夠隆重的,潘老生前供職的特別單位七〇一專門成立了治喪委員會,報紙上刊登了訃告,來吊唁的人不但多,而且有三位相當一級的領導,把規模和規格一下子擴大了,拔高了。

追悼會持續三天。第一天來參加吊唁的全是死者親人、鄉親,會上哭聲一片。第二天來的都是潘老生前的戰友、同事和七〇一現任領導及各部門代表,他們人人莊重肅穆,會上幾近鴉雀無聲。第三天主要是當地政府部門的領導,加上部分前兩天該來而沒來的,還有個別未經邀請自己闖來的。當然,靳老、老K的長子林金明、王田香女兒王敏和哨兵甲等家人都來了。來人都贈送了花圈,最後花圈多得連四輛卡車都拉不完。

整個吊唁活動結束後的當晚,潘教授到賓館來見我,給我帶來了兩樣東西:一個是我的稿子,一個是一盤光碟。稿子是我從網上發給他的,其實不存在還我(本來就是他打印出來的),他特意還我,我理解這是帶著一種情緒的,也許有點眼不見為凈的意味吧。我收下稿子,一邊問他:“難道你真的不想對它發表意見嗎?”他搖頭,再次表達了那個意思:父親走了他什麽都不想說了。

我其實是希望他說的,沉默有點認錯的感覺,好像真理就掌握在顧老手上。在我再三勸說和鼓動下,他突然冷不丁地問我:“你注意到沒有,第二天,父親的單位,七○一,來了那麽多人,有誰哭的?沒有一個人哭,也沒有誰流下一滴眼淚。為什麽?因為這是一群不相信眼淚的人。”

我不解其意,問他:“你想告訴我什麽?”

他說:“你稿子上不是寫著,顧老最後決定幫我姑姑把情報傳出去,是因為我姑姑的眼淚感動了她,你覺得這可信嗎?要知道,這是一群特殊的人,他們不相信眼淚。說實話,作為父親的兒子,我說過了我什麽也不想說,但站在一個讀者的角度,一個了解這群人特性的讀者,我覺得這……值得推敲,你把一個關鍵的情節落在一個可疑的支點上,這也許不合適吧。”

我預感到,反擊開始了,可轉眼又結束了。除了建議我把那個關鍵情節改掉外,他再無異議,多一個字都不肯說。看事看樣,聽話聽音,我明顯感到他有話可說,可就是不肯。為什麽?我問他,“你的沉默讓我感到奇怪,你為什麽要保持沉默?”他沉默地走了,堅持不置一詞。四個小時後,我突然收到他一條短信,發信的時間(淩晨三點)和發送的內容,無不說明他正在接受失眠的拷打。我想象,一定是失眠摧毀了他的意志,讓我有幸看到這麽一條短信:我為什麽沉默?因為她(顧老)是我的母親,他們像某些濃縮的原子,因外力而激烈地分裂……就讓他們去說吧,你能對父母的爭執說什麽?除了沉默,別無選擇……觸目驚心!令我心裏雪亮得再無睡意。

兩個小時後,我在失眠的興奮中又迎來了他一條短信:請不要再找人去打探我父母的事情,我希望一切到此為止,明天我安排人送你走。

6

我不走。

我覺得一切才開始。我借故還有其他事,換了家賓館住,私下去找靳老等人。顯然,教授已經捷足先登,私下跟他們串通好,不要理我。我去找他們時,沒有一個人樂意見我,勉強見了都跟我打官腔,對我一個腔調:“行啦,別問了,我該說的都說了……這情況我不了解,你去問潘教授吧,這是他們家的事情……”好像當年面對敵人審問似的:守口如瓶。最後還是王田香的長子,王敏的哥哥王漢民,四年前他被中風奪走半邊身體的知覺,長期住在醫院,與外面接觸很少。可能潘教授沒想到我會找到他,沒去跟他串通,也可能是長期呆在醫院裏,太孤獨,王先生對我格外熱情,有問必答。他告訴我,因為那個原因(對不起,我要尊重顧老,永遠為她保守這個秘密),顧小夢一直沒有結婚,直到抗戰結束後才與棄共投國的潘老結了婚。

其實,潘老棄共投國是假,騙取顧老信任,打入國民黨內部去工作才是真。婚後,憑著顧小夢父親的關系,潘老和顧老夫妻雙雙去了南京,顧小夢在國民黨保密局任職,潘老在南京警備區政務處當組織科長。第二年,顧小夢生下第一個孩子,就是潘教授。南京解放前一個月,顧小夢又懷上第二個孩子,組織上考慮到他們的安全,同意潘老帶家眷離開南京,去解放區。潘老把顧老騙上路,一走居然走到了北平。那時南京已經解放,潘老以為事已至此顧老不可能怎麽樣,便對她攤牌,大白真相。想不到顧老非常決絕,毅然把身上的孩子做掉了,拋夫別子,孤身一人出走,輾轉去了台灣。她是個久經考驗的特工,不是個弱女子,千裏走單騎,對她來說不會有多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