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篇 百萬案 第四章 儒商、獄醫（第2/4頁）

“多謝周大哥，我明白了。”

自從商以來，馮賽所見商人無數，最敬重的便是周長清。周長清本是個士子，曾考入太學，升至上舍。當時正逢當今天子重用蔡京，重興新法。周長清見蔡京不但沒有清除王安石新法中所存弊端，反倒變本加厲，更增其害，一味設法搜刮民財。國庫倒是充裕不少，民間卻備受其苦。周長清因此越言上書，直陳其弊。蔡京看到，被激怒，禁了周長清的殿試資格。周長清見大局已定，難以扭轉，索性辭學，回到布衣之身。

周長清其實並不全然否定王安石新法，只是不贊同新法重富國甚於富民，因此才生出奪民之財、聚富於上的重重弊端。他也不全認同孟子所言的恒產恒心，孟子以為，有恒產才有恒心，而恒產則是農業。周長清則認為，士農工商，何者非恒？若天下皆農，器物誰治，物貨怎通？更認定天下百業，商為關鍵。商人通南北，融東西，讓天下百業互通有無、共增生路。

何況大宋財賦格局已大不同於前代，尤其自神宗年間王安石變法以來，大宋商稅收入已超過農稅，農稅只占三分之一，工商稅收已占到三分之二。商業已是國家最重要利源。

孔子弟子中，周長清最仰慕子貢，子貢不但器識過人，才幹卓絕，更有經商大才，他貿貨理財，成為巨富。孔子弟子三千，論經時濟世，莫過於子貢。

周長清辭學後，便效仿子貢，投身商業。他知道京城是天下財富融匯之地，而汴河則是咽喉要塞，因此，他一眼相中了十千腳店，這店緊鄰汴河、直對虹橋，是東南商賈赴京第一落腳處。那時十千腳店不過是個小小客棧，生意只比其他家稍好一些。即便如此，當時這店典價也要兩千貫。

周長清出身小農之家，並沒有什麽資財。不過他知道許多官員家有余財，大都用來買田置業，以求地租。當時一畝上田至少六貫錢，每年最多產二石麥，一石一貫，地租按對半算，一年最多得一貫錢。兩千貫只能買三百多畝地，風調雨順、無蟲無災的話，一年租錢三百貫。

而虹橋這一帶往來客商長年不斷，十千腳店一天哪怕只住十個人，一人吃住至少二百文，十人二貫，一個月六十貫，一年至少七百貫。而農稅和商稅相差並不大。

周長清先在這腳店外仔細觀察了十來天，摸清、想透之後，便去尋他太學的那些同學，這些人大多已是官員。周長清並不是借錢，而是勸他們投錢合夥。他撥打算盤一一給他們算一年受益，答應每年給他們兩倍於田租的分成。幾百人中，大半都不信，但也說動了二十幾個人，幾貫、幾十貫、上百貫，終於湊足了三千貫。兩千貫用來典下那店，一千貫用來擴建。

兩個月後，汴河最大、最顯眼的客店便佇立於虹橋南頭，商客沿汴河來京，第一眼看見的，便是十千腳店店頭那座系船纜的高大樁架，樁架前還有一根木樁，樁頂一只銅鳳，只要有風，便隨風旋轉，熠熠耀目。

周長清為人慷慨重信，客店重新開業後，東南客商都愛住在他家，因此常常客滿，比他之前估算的更加喜人。二十多年來，那些投錢在他店裏的人，周長清每年年底都會封好紅利錢，派人送上門去，從沒有短缺過一個。

馮賽當年在家鄉，認得一位歸鄉奔喪的官員，那官員正是周長清的太學同學，當初投了五十貫在十千腳店。他守服那三年，每年年底，周長清都要托江西的客商將二十貫紅利錢捎送給那官員。二十年來，那五十貫已經生利四百貫。馮賽正是從這官員口中得知了周長清，來京後，便徑直住到了十千腳店。

見到周長清，兩三次言談之後，馮賽發覺周長清比傳聞中更加讓人傾慕，周長清也對他另眼相看。

最讓馮賽欽佩的是周長清的經商器局，他不像一般商人，眼中只見得到現利。他典下十千腳店，並不圖這店本身所生的利潤，而是看重店裏往來的商客，每個商客都要帶些貨物來京城發賣，返程時又要帶些回貨，這才是無窮無盡之利源。

店開張之後，周長清便與京城牙行盡力交接，與許多牙人結成好友，客商來店裏後，便不需四處尋找牙人和買家，住在店裏，便有信得過的牙人來尋。因此，十千腳店雖然名為腳店，每日卻有幾十上百樁生意往還，周長清從中所得利潤遠遠超過腳店住宿飯菜營收。馮賽加入汴京牙行，便是周長清引介。

周長清常說一句話“信為利之本，人利我自利”。他經商，事事都盡量先為人謀利。從不輕易許諾，一旦許諾，哪怕賠錢，也絕不反悔。馮賽多年親眼目睹，這句話周長清的確始終奉行不疑，與他交易過的客商，大半都成為經年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