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齒輪 二十二、我就是個騙子

我知道有些人把心理醫生當作騙子,特別是像我這樣行走江湖的遊醫。

面對這樣的誤解,我常是不屑一顧的。套用一句俗話來說——信則有,不信則無。你覺得心理咨詢有效,那你就用;你覺得扯淡,我也無法阻止你。

可是,更多的時候,我以及我的同行,深切地體會著一種身為騙子的悲哀。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也的確會欺騙病人,雖然這欺騙行為,經常是被迫的。

我們的欺騙,並不是指利用病人達成私人目的。也許有些行業垃圾會這麽下三濫,但大多數有良心有職業道德的心理醫生還算潔身自愛。

可我們的欺騙,往往從一接觸病人,就開始了。

最直接的表現就在於我身份的不確定性,特別是在接治青少年案例時,這種現象特別明顯。

我是誰呢?這是家長們往往頭疼的一件事——他們不知道該如何向自己需要幫助的孩子進行解釋。

直截了當說我是個心理醫生吧,似乎不妥,孩子們很難接受。在這個心理宣傳還不普及的年代,心理問題患者還是被人們聯想成為變態或瘋子,如果傳了出去,也會造成孩子自尊心受傷。特別是,在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之中,我們並未讓孩子意識到心理問題如此常見,也並不像傳言中那麽可怕。

那麽,如果不說是心理醫生,該怎麽介紹我呢?一位好心的有能力的有教育背景的叔叔嗎?可這樣的一位叔叔憑什麽去幹涉孩子的私事?這麽定位似乎也有不妥。

於是,我還是叔叔,只不過成了家長口中各式各樣的叔叔。有時候,我被稱為一個作家,撰寫心理學著作;另外一些時候,我是個大夫,擁有心理學背景;還有些情況下,我被當作老師,帶出過優秀的學生。總之,我不是我,可能是任何東西。

關於我身份的最復雜的謊言,是這樣說的:我是一個賣咖啡豆的,因此和那些身為咖啡店老板的父母們交情莫逆,但這不足以解釋,我為什麽會走進家庭,關心孩子的問題。所以,我又被宣稱為:並非本地人,因為外地人的身份,所以我在北京也就沒有一個安定的家;由於沒有安定的家,作為獨身男人的我,當然不可能總是勤快地給自己做飯,於是就老去外面吃;吃的次數太多了,因而覺得外面的飯菜油太大,很不爽;繞了一個大圈子,總算回歸主題——這對咖啡店老板夫婦,因為總是從我那裏低價買到咖啡豆,所以,心懷感激的他們,決心請我吃飯。又因為上面的條件,所以不好意思請我在外面吃,於是熱情地要求我來家裏做客!這就給我接觸孩子制造了便利條件。

怎麽樣,聽起來和上學時候做的數學題差不多吧,一步一步的,推理挺嚴謹。

“可是,”我提出了一個問題,“我不了解咖啡豆啊,萬一孩子問到怎麽辦呢?”

“那我教給你唄,知道些基本的就行!”於是,孩子父親開始教我辨識咖啡豆。

“但是,”我提出了一個更為嚴峻的問題,“可我並不是外地人呀,說話不帶口音,咋辦?”

“沒事,我是天津人,我教你。”於是,孩子母親開始教我地方話。

拜這些熱心腸的家長所賜,我不得不在工作之余,增添五花八門的知識儲備。為這份無奈的騙局也平添了許多增長知識的機會。

然而,我畢竟是以欺騙開始的,這對於病人來說,也許是不合適的。因為心理咨詢最重要的一條原則就是公平和信任。

我扮演著兩個角色,長此以往,樂此不疲。

當然,這一類的欺騙,大多用在青少年病例中;我可從沒有想到,在楊潔的自殺咨詢中,也要用到這一點。

事情要從當晚八點鐘,我和李詠霖的會面說起……

我吃了餛飩睡了傍晚覺,起床,和李詠霖約好八點鐘見面。

照例是茶樓雅間,不必贅述。8點整,我們都到了,楊潔的姐姐楊穎作陪。

說完了開場的寒暄,我們直奔主題。

掏出一份六頁紙厚的協議,我說:“請看一下,如果有問題,咱們討論,如果沒有,簽字生效。”

李詠霖有些吃驚,從昨夜忙碌至今,他只睡了幾小時,看起來還不如不睡,眼睛有些迷離,反應也很遲鈍:“哦?這個,艾先生,我們絕對信得過您,有必要簽協議嗎?”

“有,這不只是為了保護我的利益,也是為了保護你們。所以還是請看一下。”

任何時候,我都不能放松警惕,今天的朋友,也許就是明天的敵人。工作是工作,私交是私交,對於這一原則,我始終堅定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