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袋婦的一支蠟燭

那是個瘦小的年輕男子，身穿藍色細紋西裝，白襯衫的領口端整扣住。他眼鏡橢圓形的鏡片框著棕色玳瑁。他的頭發是暗棕色，短但不算太短，梳理整齊分線在右側。我看到他走進門，看著他在吧台停腳詢問。那個禮拜輪到比利值午班。我看著他對年輕人點點頭，惺忪的睡眼甩往我的方向。那人走向我的桌子時，我垂下眼睛，看著眼前一杯摻了波本的咖啡。

“馬修·斯卡德嗎？”我擡眼看他，點點頭。“我叫艾倫·克雷頓。我到你的旅館問過。櫃台那人告訴我也許可以在這兒找到你。”

這裏是阿姆斯特朗，一家繞過一個轉角便可以走到我五十七街旅館的酒吧。午餐的人潮已經退去，只除了前頭兩三個落單的人，他們的聲音已經開始因為酒精而濃濁。外頭的街上灑滿五月的陽光。嚴寒的冬日漫長難挨。記憶中沒有過這麽叫人歡迎的春天。

“我上禮拜打過幾次電話給你，斯卡德先生。想來你沒收到留言。”

我是收到兩個留言，擱著沒理是因為不知道對方是誰、要幹什麽，也不想花幾美分問出答案。不過我願意配合他的說法。“是家廉價旅館，”我說，“留言他們不見得處理。”

“我可以想象。呃，我們可以找個地方談嗎？”

“就在這兒談如何？”

他四下張望。想來他不習慣在酒吧談生意，不過顯然他已經決定要為我開個先例。他把公文包放在地上，然後坐到我對面。新上工的早班服務員安吉拉快步走來問他要點什麽。他瞥了一眼我的杯子說他也要咖啡。

“我是律師。”他說。我頭一個念頭是他不像律師，不過我馬上想到他也許處理民事。我當過警察，和刑事律師共處的經驗頗多，幹這行的可以分成幾種類型，而他全都不是。

我等著他講明想雇我的原因。不過我搞錯了。

“我正在處理某人的遺產，”他頓了一下，然後露出一抹似乎經過算計但卻友善的微笑，“我很樂於向你報告，你繼承了一筆小小的款項，斯卡德先生。”

“有人留錢給我？”

“一千兩百美金。”

是誰走了呢？我早就跟所有親人失去聯絡。我的父母多年前過世，而我們跟家族的其他人又並不親近。

我說：“是誰——？”

“瑪莉·艾麗絲·雷菲德。”

我大聲重復這個名字。似乎有點耳熟，但我想不起瑪莉·艾麗絲·雷菲德是何方神聖。我看著艾倫·克雷頓。我看不清他眼鏡後頭的眼睛。他薄薄的嘴唇透出一抹淡淡的笑，像是我的反應並未出他所料。

“她死了？”

“約莫三個月以前。”

“我不認識她。”

“她認識你。你應該認識她，斯卡德先生。你或許只是不知道她的名字。”他的笑容加深。安吉拉已經捧來他的咖啡。他往裏頭攪拌牛奶和糖，小心翼翼啜了一口，贊許地點點頭。“雷菲德小姐死於非命。”他說話的模樣像是在演練一句他不習慣講的話。“她於二月底遇害，作案手法殘酷而且原因不明——又多了個無辜的街頭冤魂。”

“她住紐約？”

“噢，對。就住附近。”

“她也是在這一帶被殺的？”

“在第九和第十大道之間的西五十五街。有人在小巷子裏發現屍體。兇手連續戳了她好幾刀，然後用她脖子上的圍巾把她勒死。”

二月底。瑪莉·艾麗絲·雷菲德。第九和第十大道之間的西五十五街。喪盡天良的兇手。戳刺勒頸，死在暗巷的女人。我通常都會記住命案，也許是殘留的職業病吧，也許是因為人類不人道的行為一直讓我詫愕。瑪莉·艾麗絲·雷菲德留了一千兩百塊遺產給我。而且有人拿刀刺她把她勒死，而且——

“噢，老天，”我說，“是那個袋婦。”

艾倫·克雷頓點點頭。

紐約到處都是這種人。東區，西區，每個區都不缺它們專屬的袋婦。有些是酒鬼，不過大部分都不需酒精幫忙就瘋了。她們在街上浪遊，蹲聚在石階或者門口。她們在石頭上找到講道詞，在垃圾桶尋得寶藏①。她們自言自語，她們對著路人講話，還有對神講話。有時她們喃喃低語。有時她們尖聲嘶叫。

她們隨身攜帶家當，這些袋婦。購物袋是她們外號的由來，以及最明顯的共同標志。她們大半似乎都有妄想症，而她們的瘋狂則讓她們深信自己的財物非常寶貴，敵人虎視眈眈必須嚴加防範。所以她們的購物袋永遠都不離視線。

中央車站曾經群聚過這樣一群袋婦。她們會守在候車室一夜不睡，時不時輪流拖著腳蹣跚走到洗手間。她們很少與人搭話，然而某種群體直覺卻讓她們可以安然相處。當然她們並沒有安然到可以把自己寶貴的袋子托付給別人保管，所以每一個可憐的瘋婦在來回於洗手間之時，都會隨身扛著自家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