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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孩子換一個判決。這一直是安迪·惠普爾想要的結果。雖然我並不願意讓他得逞,但愛瑪能回家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在她平安歸來之前,惠普爾的耳後會一直抵著一把手槍。

“避險大王”惠普爾有他的避險手段,而這把史密斯威森手槍就是我們的避險手段。我們決定在“河畔農場”完成交換。在我們離開法院大樓之前,惠普爾給那兩個馬其頓人打電話做好了安排。我們一致同意讓惠普爾待在我的別克車裏,直到馬其頓人帶著愛瑪出現為止。在愛瑪被釋放的同時,我們也會放了惠普爾。

然後,等到了下周一,“帕爾格拉夫訴阿波提根案”中的雙方律師都舉證完畢,我便會簽署那份已經寫好的判決書。惠普爾相信我會合作,因為如果我不聽從吩咐,他就會把那些栽贓陷害的文件都散播出去。起碼這個判決是正確的,在這方面,總算沒有違背我的良心和意願。

我們不想帶著一個傷痕累累、步履踉蹌的男人走出法院大樓,便讓馬克留下了。傑裏米自告奮勇地待在辦公室裏看守他,同時還讓珍·安將當天的聽證會推遲到下周了,讓她對眾人解釋說法官突然病倒了。

於是,只有我們三個上了車。艾莉森跟惠普爾坐在後排,我負責開車。我覺得自己就像在運送一個魔鬼一樣。

我從後視鏡裏偷偷地看了他幾眼。他泰然自若地坐著。我的面前從未出現過如此令我恨之入骨的人。就連這個人——不,他不是人,而是非人的禽獸——觸碰我車內的墊子都會讓我覺得厭惡。有一回,我聽到他的嘆氣聲,這才反應過來我跟他正呼吸著同樣的空氣,不禁感到惡心不已。若非我心中懷著對女兒的深厚愛意,我早就以無數激烈的方式將這份憎恨表現出來了,而現在我只能忍著,一邊在高速公路上駕車行駛,一邊在心中幻想著發泄自己的情緒。

惠普爾盯著窗外,沒有察覺到我的憎恨,又或許他只是視而不見。我實在無法理解,他早上起來刮胡子的時候,怎麽能忍受在鏡子中看著自己這副嘴臉。唯一令我感到安慰的是,盡管他認為自己是贏家,但從長遠來看他其實是輸家。他只有金錢和金錢所能買到的東西,這樣的人生會變得越來越悲慘。他以為錢越多就越幸福,可是這個所謂的金融天才卻忽略了一條最簡單的經濟原理,即收益遞減規律[1]。他賺得或竊取的每一塊錢都會讓他的幸福減少。以此類推,最終,他的幸福指數會變成零。

那正是他應得的下場。

盡管這次綁架事件給我帶來了許多痛苦折磨,但也讓我更加確信了人生中究竟什麽才是重要的:家庭幸福,夫妻和睦,孩子快樂,還有身體健康。身體健康是最重要的。

即便在這番考驗來臨之前,我也從來沒有忽視這些人生的幸福,我知道今後自己會更加珍惜眼前的一切。“美味薄餅日”和“父子遊泳日”此刻聽來竟是如此美妙。

格洛斯特17號公路上仿佛有無窮無盡的紅綠燈。如果惠普爾敢冒險逃跑,那麽隨便哪個路口都能提供最佳的時機。然而,他只是心滿意足地坐在車上,似乎確信一切盡在掌握之中。

終於,在經過漫長而緊張的路途之後,我駕車拐上了家門前那條沉寂的小路。當我開車進入自家的領地時,我注意到那群禿鷲已經不在了。

我放慢車速,輪胎離開了馬路,碾上了樹林間柔軟的泥土。我曾以為,這條十分之四英裏長的車道能將復雜兇險的世界隔在外面。

現在,我不會再有這麽愚蠢的念頭了。可我希望,有朝一日,我們至少能有些安全感,不會為了時刻潛伏的危險而提心吊膽。

可惜,這份美好甜蜜的願望只在我的腦海中停留了片刻,當汽車駛向“河畔農場”前的空地時,殘酷的現實將我從幻想中拉了回來。車道盡頭,有四輛車正等著我們:一輛普通的福特金牛,一輛帶有州法醫署標志的轎車,還有兩輛格洛斯特郡警察局的警車。坐在後座的惠普爾突然激動起來。

“這究竟是怎麽回事?這是什麽情況?你——”

“閉嘴,”我制止道,“別說話。我不知道。難道你以為我願意讓他們現在來這兒壞事嗎?”

“那他們在這兒做什麽?”

“我不知道。”

艾莉森咒罵起來。

“你們按兵不動,”我說,“我來處理。我們說好的事情不變,我會把這些人弄走的。”

我把車開到空地和警車之間,然後靠邊停下了。我不能冒險將車停得太近,否則他們就會發現我的妻子正用槍指著安迪·惠普爾。我關掉發動機,下車,一路小跑完最後的五十碼。我對惠普爾說的是實話,我真的不知道格洛斯特郡警察局的人來這兒做什麽。那輛法醫署的車更是讓我感到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