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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莉森似乎打算給我留出更多的個人空間，她沒有再跟我多做交談。我拖著疲憊的身體，默默地為上班做準備。我沒有吃早餐，只喝了一杯咖啡。

在前一天夜裏，我考慮過這段令人毛骨悚然的錄像是否能洗脫艾莉森參與綁架事件的嫌疑，如果我還覺得她會如此殘忍無情地折磨愛瑪，那我肯定是瘋了。然而，我得承認，這個視頻也有造假的可能性。我估計她的身體之所以會不停地抽搐，是因為遭到了電擊，但我並沒有在視頻中看到電池電瓶一類的東西。也許我看到和聽到的一切都是用高科技偽造出來的，也或許這只是我自己在絕望中的期盼而已。因此，在判斷妻子是否表裏不一的這個方面，我依然一籌莫展。

無論如何，我都決定不告訴她這個視頻的事情。我們倆有一個看到就夠糟糕的了。

很快，我就逼著自己出門了。穿過車水馬龍的漢普頓橋梁隧道之後，我終於拖著沉重的步子來到了內庭，到的時間比往常晚了一些。

史密斯夫人已經在辦公桌前坐著了，跟平時一樣，打扮得十分拘謹。我想起了赫伯·思裏夫特和他的長焦鏡頭，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經捕捉到羅蘭·希曼斯與史密斯夫人私會的證據了。

“早上好，史密斯夫人。”我說。

“早上好，法官閣下。您今天覺得身體怎麽樣？”

她能看出來我昨晚沒睡好？有這麽明顯嗎？接著，我才突然記起，頭天下午為了趕回家，我特地打電話到辦公室說自己身體不舒服。

“好多了，謝謝掛念。”我說，但我知道自己的臉色看起來應該不太好，“昨天這裏一切還順利吧？”

“嗯，已經基本回到正軌了，只有幾家媒體還打了電話來。”

“看來他們終於明白了無可奉告就是無可奉告。”

“不過，今早有一通電話是找您的，”她說，“就是那個總打電話來的人，‘理性投機’的史蒂夫·波利蒂。”

“一樣，還是無可奉告。”

“我對他說了無可奉告，我只是覺得應該讓您知道他打過電話。”

“謝謝。”我說。

然後，她說了一句話，讓我瞬間警醒起來。

“帕爾格拉夫案有一份新文件入档。”

“噢。”我說，其實我很想問，這回又怎麽了？

“我已經把文件打出來了，”她說，“放在您的桌子上了。”

“謝謝。”我又說了一遍。

我慢悠悠地走向自己的辦公室，等門在身後關上以後，我便立刻快步橫穿房間，徑直走向辦公桌，那份文件就放在桌面的正中央。這是一份由羅蘭德·希曼斯代表丹尼·帕爾格拉夫提交的文件，當我看清文件標題時，差點兒被自己的口水嗆到。只見標題上寫著：“撤換動議[1]”。

羅蘭德·希曼斯想讓我對這個案子放手。

這份動議的核心內容就是認為我與本案有利益沖突，因為阿波提根制藥公司是布雷克·富蘭克林議員的主要經濟贊助方。而富蘭克林不只是我的“前雇主和親密好友”（他本人曾公開親口承認），而且還是“桑普森家孩子的教父”。

羅蘭德·希曼斯怎麽會知道這些？這已經不是普通人會知曉的信息了，自從“那起事件”發生之後，新聞媒體再也沒做過相關報道了。就連我的法官任命聽證會[2]上都沒有提到這些，要知道，那種聽證會可是能掘地三尺把各種相關情報都挖出來的。

我繼續往下看。據希曼斯所言，阿波提根制藥公司已累計貢獻了“超過210萬美元幫助布雷克·富蘭克林競選，其中既有直接贊助競選委員會以幫助布雷克·富蘭克林進行連屆選舉的資金，也有通過名為‘美國健康前瞻’的政治活動委員會間接贊助的資金，該委員會的管理者正是阿波提根制藥公司首席執行官巴納比·羅伯茨”。而且，巴納比·羅伯茨也“以個人名義提供了超過15萬美元的資金幫助布雷克·富蘭克林開展競選運動，這個金額是法律允許範圍內的最高贊助金額”。

將這份文件中申訴的內容說得直白一些，那就是：阿波提根花天價收買了布雷克·富蘭克林，就相當於我也受了他們的恩惠。

隨文件提交的證據之一是一份掃描的剪報，內容是我們兩個在募捐派對上被抓拍的那張交際感十足的照片，鏡頭中的我手裏還拿著一個滑稽的香檳高腳杯。他的胳膊摟著我的肩膀，我看起來完全就像是在他身邊溜須拍馬的奉承者。但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另一樣證據。那是一張布雷克和巴納比·羅伯茨一同進餐的照片。更奇怪的是，從美聯社[3]在電訊中為這張照片配的文字說明來看，這是三周前的周五拍攝的。

那個時候，帕爾格拉夫案的訴狀已經提交，這個案子也分派到我的法庭了。雖然我還不知情，但傑裏米·弗裏蘭以及其他工作人員已經開始著手準備了。那麽，羅伯茨肯定也得到了消息，只是不知他當時是否了解我跟布雷克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