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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讓這幾張海報紙在外面貼了一個小時，估計這個時間應該足以將信息傳達到位了。然後，我就把它們都撤了下來。我可不想等警察來了看到之後再問東問西的。

大約又過了一個鐘頭，下午四點半，我聽到車道上傳來了汽車發動機的聲音。來的是兩輛車：有一輛是警車，開車的人是一個身材健壯的警官，長了一張娃娃臉，看起來絕對不超過二十三歲；另一輛是普通的福特金牛[1]，由一個光頭的黑大個兒駕駛，我估計這一位應該就是加利警長了。

當他們下車時，我走下門階迎了上去。我並不是想對他們示好，而是想讓他們盡快離開。

“您有搜查令嗎？”加利剛從車上下來，我便問道。

他又鉆回車裏，從前座上抓起一個信封，遞給了我。

搜查令必須詳細寫明搜查目的和搜查範圍。否則，狡猾的辯護律師就會伶牙俐齒地向法官提出抗議，指出搜查發現的證據是不可用於庭審的。保護公民免受無理搜查和扣押的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2]只有寥寥幾十字，一張紙巾就能印得下。可是，由此產生的判例都能裝滿一艘航空母艦了。

這份搜查令寫得很詳盡。上面說，持有此搜查令的警察有權搜查在我名下的“主要住宅以及其他房屋、居所或建築物，無論是臨時性還是永久性的、獨立還是非獨立的，均包括在內”。而且，令狀中寫的搜查範圍並未以地址的形式標明，而是更加精確地用街區和納稅批號來表示。

然而，真正令我大吃一驚的是搜查目的。

“綁架的證據？”我說，“你們認為我綁架了別人？”

“法官閣下，我們也是奉命行事，您就行個方便吧。”加利疲憊地說。

“請。”我說，我知道自己別無選擇。

我帶他們走上門階，然後幫他們打開了房子的大門。加利先進去了，那個壯實的小夥子緊隨其後。

我在後面跟著他們，加利粗略地掃了一眼一樓，接著下到了地下室，在底下待了一分多鐘。然後，他上到二樓，簡單地看了看每個房間。

“有閣樓嗎？”他問。

我把他帶到通往閣樓的地方，用繩子拉下小梯子。

我說：“從這兒上去。”

他爬到一半，便能探頭看到閣樓了。他看了一眼便下來了。

“好，我看完了，”他說，“對不起，打擾您了，法官閣下。”

我覺得更加困惑了：“您能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兒嗎？”

“您認不認識一個年輕人，名叫大衛·蒙哥馬利？大衛·J·蒙哥馬利？”

“不認識。”我說。

“如果您見過他的話，肯定有印象。他的胳膊上有一個他自己特別引以為自豪的文身，圖案是一個光著上身的美人魚。”

我拼命裝出一臉茫然。這個大衛·蒙哥馬利就是博比·羅了，那孩子顯然是跟我說了個假名。

“我從來沒聽說過大衛·J. 蒙哥馬利這個名字。”我說的是實話。

“是啊，我估計也是。”加利說，“大衛是我們警局的常客了。現在有一大堆對他不利的指控，他迫切希望能尋個方法給自己脫罪。據我所知，這周早些時候，他去找了自己的緩刑監督官，講了個天方夜譚，說住在這兒的兩個人把某人給綁架了。他以為能借此戴罪立功，讓緩刑監督官放自己一馬。至於這亂七八糟的情報是怎麽來的，我看怕是他吸毒吸多了產生的幻覺。”

我想起來當時傑森一時說漏了嘴，結果博比·羅一直嚷嚷著說我們都是綁架犯。

“毒品是社會的禍端。”我說，努力表現得像一個公正的法官。

“那個緩刑監督官只得上報給我們。雖然大衛·蒙哥馬利這番異想天開的話幾乎不可能是真的，但我們還是得按規矩展開調查。唉，其實誰都不信……正如我說的，職責所在，沒有辦法。打擾您了，法官閣下，真的非常抱歉。”

“沒關系。”我說，其實有關系。

我一面領他們出去，一面滿心希望並祈禱著，但願綁匪不要看到剛才發生的一切。

目送他們遠去，我忽然記起了薩姆小時候的一樁事。那時，他的一歲生日才剛剛過去幾個月，他一天到晚都精力充沛、四處亂竄，絲毫不在意周圍潛藏的危險。要想時刻盯著他，就已經夠累人的了，更別提還要同時看住他和他妹妹兩個淘氣包了。

他們兩個跑到了我們位於北弗吉尼亞州房子的臥室裏。當時，我可能也不夠留神。他們一直在臥室門附近愉快地玩鬧著，突然愛瑪把門關上了，夾住了薩姆的手。薩姆在驚慌中一把抽出手，結果食指的指甲被夾掉了。

潛意識裏，我知道自己應該當一個沉著冷靜的父親，在關鍵時刻扮演穩重可靠的角色，上前勸慰和安撫孩子。毫無疑問，如果是我的手受傷了，那我最多也就是抱怨兩句，然後就包紮一下，該幹嗎幹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