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強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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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們當強盜吧！”一個人提議。

經這句話的啟示，幾顆絕望的心，立刻朝著反抗社會的方向靠攏，統一了意志。老實說，三個人把錢都湊起來才不過三千來元①，還不夠買一張回北方老家的火車票。打今晚起，他們連最便宜的小旅店都住不成了。

注：指日元。以下同。

“當強盜？到哪裏去搶啊！”另一個人察看一下四周，盯著提議者的臉問道。

“幹這種事情還有準兒，找個有錢人家！”

搭話的是第三個人。這三條疲憊不堪的漢子都在四十歲左右。按發言順序，個頭一個比一個矮，臉上都布滿蓬亂的胡須，面容十分憔悴。身穿肮臟的西服和膝蓋鼓了出來的舊褲，手裏拎著旅行袋和包袱。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們是從北方來打短工的莊稼人。

出門在外的人每當重返家鄉時，心裏都是熱乎乎的，充滿了即將與久別的妻室兒女團聚的歡欣。盡管由於都市的繁重勞動，身體已是虛弱不堪，但心情卻很興奮。行李裏鼓鼓囊囊地滿裝了給家人的禮品。即或在候車期間，夥伴們也是手舉酒瓶，你推我讓，爽朗的笑聲久久不絕。他們的心早已飛到故鄉的家裏，棲息在親人的身旁。為了度過乘車前這段難熬的時光，他們索性在月台或接待探親旅客的帳篷中開懷暢飲。

然而，這樣的喜悅卻與這三個人毫無緣分。他們沒有笑容，心中充滿的是難以解脫的絕望和疲勞。

他們是在兩個月前來到東京的。那正是春耕告一段落的時候。在家鄉時聽信了謊言，什麽“日薪五千元”、“往返路費報銷”、“宿舍舒適完備”等等。三個鄰近的人相互串連，決定出來作工。他們的妻子也曾勸阻說：“這種時候，哪有那般好事？孩子他爹，別去了！”可是，現金收入的誘惑卻象磁石一樣緊緊地吸住他們的心：每天賺五千元，省吃儉用，可以剩四千五百元。幹十天是四萬五千，三個月就能積蓄四十多萬。四十萬元到手，不僅能購置彩色電視機、電冰箱，還可以給老婆孩子買幾件漂亮的衣服。

今年不景氣，招工名額少於往年，難得攬到一份活。這一帶，家庭經濟如今已經到了不外出做工就難以維持的地步。這裏原來都是些土地不到一公頃的小農戶。在一年有三分之一時間蓋滿冰雪的這塊土地上，除了稻谷以外，只能種些耐寒性強的稗子和大豆。政府實行的減反政策①，挫傷了農民種稻谷的積極性。當地的土地陸續被各地的國營或私人大資本企業開發，農民相繼離開家園，昔日“土地就是生命”的傳統觀念喪失殆盡。

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政府對大米生產實行了價格補貼政策。這種政策刺激了稻農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大米生產。但是，由於居民飲食結構的變化，大米需求量相對減少，出現大米“過剩”。因此，日本政府從1969年度起，采取了縮減大米種植面積的措施，鼓勵稻農轉種其他作物或休耕，對這一部分土地給予每十公畝三萬五千日元的獎勵補貼金。這一措施就是“減反政策”。“反”是日本土地面積單位，一反大約合十公畝。

在這塊土地上，農民們清晨頂著繁星出工，夜晚披著月光歸來，從事艱苦的農業勞動。可是，收獲的米卻全部賣給政府，自己不能自由買賣；蔬菜的售價也總是忽起忽落。與其被土地綁住身子，幹那種苦不堪言的農活，倒不如幹脆進城打短工，還能賺到一筆現金，

由電視機引起的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風潮，襲遍日本每個偏僻角落的農戶漁家，摧垮了樸素的自給自足的生活習慣。人們通過電視，接受現代文化生活的洗禮。雖然身在窮鄉僻壤，心卻與城市生活脈脈相通。對金錢的需求，也從原來的只求維持最低生活的低標準，發展到要與現代化城市生活相媲美的高標準。這樣，外出做工形成一種風氣，在農村裏滋生蔓延。有的地方，本來只是在農閑期間離鄉，現已發展為成年累月外出；原是廠方根據農活的忙閑來招工，進入不景氣時期，反倒是農民根據廠方的需求而去應募。這樣，找到工作的人尚好，找不到工作的農民，由於思想早已離開土地，不肯再回到田裏無所牽掛地務農。外出做工不僅奪走了農民的土地，也熄滅了他們的勞動熱情。

就這樣，三個人都被招工人宣傳的“優厚待遇”所迷惑。這次招工沒有通過職業介紹所，他們只是妄信了來人“登記事業斡旋指導員”這個職銜。這是什麽職銜？登記什麽？誰都不曉得，稀裏糊塗地報了名。這裏也有一種誘惑力：不通過職業介紹所，收入的現金無須納稅。

臨出發的時候，指導員說合同中“往返旅費報銷”的旅費，在到達工地前，需要應募者暫時自理。無奈，人們只好把家裏僅有的錢湊到一起，買張去東京的火車票。他們對來汽車站送行的妻子千囑咐萬叮嚀：“只要掙了錢，馬上就寄來，你要把家照看好。”已經看不見汽車的影子了，妻子依然佇立在曠野裏的車站處翹首眺望，樣子著實可憐。妻子為了給丈夫買張去東京的車票，連孩子求學的夥食費都添進去湊了數。“不管幹什麽活，一定得掙錢寄給家裏”，他們暗下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