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那是一間辦公室，不太小也不太大，給人一種整潔專業的感覺。一只帶玻璃門的書櫃，裏面擺著沉甸甸的書本；一只掛在墻上的急救箱；一個白色搪瓷與玻璃材質的消毒櫃，裏面有許多正在處理的皮下注射針頭和注射器；一張又寬又扁的辦公桌，上面放著一張吸墨紙、一把青銅裁紙刀、一套筆具、一本記事簿，除此以外別無他物——如果不算一個男人的兩只胳膊肘的話。此人正坐在那裏沉思，臉埋在手掌中。

透過那幾根張開的蠟黃色手指，我能看到他的頭發，顏色像潮濕的棕色砂礫，順滑得仿佛是畫在頭顱上的。我又向前走了三步，他的目光一定越過了桌子，看到了我腳上的鞋子在逼近。他的頭擡了起來，眼睛看著我。無色凹陷的眼珠，嵌在一張羊皮紙一般的臉上。他松開手，慢慢地向後靠去，面無表情地看著我。

接著他兩手一攤，做了一個半似無助半似責備的手勢，等到它們重新落下時，其中一只已經離桌子的一角非常近了。

我又上前兩步，向他亮出了大頭棒。可他的食指依然在朝桌角挪去。

“警報器，”我說，“今晚幫不上你的忙。我把你的猛男手下送進了夢鄉。”

他的眼睛裏此刻滿是困倦。“你病得很厲害，先生。你是個重病號。我不建議你現在就起床走動。”

我說了聲：“右手。”大頭棒隨即啪的一聲落在他右手邊上。那只手蜷了起來，就像一條受傷的蛇。

我繞過桌子，一面咧著嘴笑，盡管這裏並沒有什麽值得笑的東西。他肯定在抽屜裏放了一把槍。他們總是在抽屜裏放把槍，然後拿槍的時候永遠遲了一步，或者根本連槍都摸不到。我掏出了那把槍。一把點三八的自動手槍，標準型號，不如我的槍好，不過我可以用它裏面的子彈。抽屜裏似乎沒有其他東西了。我開始卸他這把槍裏的彈匣。

他茫然地挪了挪身子，那雙凹陷的眼睛依然滿是憂傷。

“說不定你在地毯下面也藏了個警報器，”我說，“說不定連著你們老大在總部的辦公室。別按。我接下來會做一小時的鐵血硬漢。不管是誰，只要從那扇門裏進來，就等於是進了棺材。”

“地毯下面沒有警報器。”他說。他的聲音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外國口音。

我卸下他的彈匣和我的空彈匣，將二者互換。我把他槍膛裏的子彈退膛，然後放下那把槍。我給我的槍膛上了一顆子彈，回到桌子對面。

門上有一把彈簧鎖。我向後退到門口，用力一推，把門關緊，聽到門鎖哢噠一聲就位。門上還有一個門閂，也被我插上了。

我回到桌旁，坐進一把椅子。這消耗了我最後一絲氣力。

“威士忌。”我說。

他的兩只手開始四處亂摸。

“威士忌。”我說。

他走到藥櫃邊上，拿出一個貼了綠印花稅票的扁瓶和一只玻璃杯。

“兩杯，”我說，“我之前嘗過你的威士忌。它差點兒沒把我送到聖卡塔利娜島上去。”

他拿出兩只小玻璃杯，撕開封條，滿滿地倒了兩杯。

“你先請。”我說。

他淡淡一笑，舉起一只杯子。

“為你的健康幹杯，先生——不論它現在是何等凋零。”他一飲而盡。我也一飲而盡。我伸手抓起酒瓶，放在身邊，等著暖流湧上心窩。我的心臟開始怦怦亂跳，但至少它又回到了我的胸膛裏，而不是懸在一根鞋帶上。

“我做了個噩夢，”我說，“一通胡思亂想。我夢見自己被綁在一張小床上，關在一間門窗封死的屋子裏，身體裏被人注滿了麻藥。我非常虛弱。我昏睡著。我沒東西吃。我是個病人。我讓人敲了腦袋，被他們帶到了一個地方，就是在那兒他們對我幹了這些事情。他們可真是大費周折。我沒那麽重要。”

他一言不發。他觀察著我。他的眼睛裏隱約有一種揣測的神色，仿佛他是在想我還能活多久。

“我醒過來的時候，房間裏全是煙霧，”我說，“但那只是幻覺——視神經炎，或者你們這行發明的其他什麽叫法。但我看到的不是粉紅的蛇，而是煙。於是我大喊了一聲，一個穿白上衣的猛男走了進來，朝我亮了亮大頭棒。我花了好長時間才準備好從他手裏奪走棒子。我拿了他的鑰匙和我的衣服，甚至從他口袋裏拿回了我的錢。然後我就上這兒來了。病也全好了。你剛才說什麽來著？”

“我沒有發表評論。”他說。

“但評論要求你發表它們。”我說。“它們伸著舌頭，等著你把它們說出口呢。這件東西——”我輕輕地揮了揮大頭棒，“很有說服力。我不得不問一個人借用一下。”

“請現在就把它給我。”他說這話的時候帶著一絲微笑——你會愛上這微笑的。它就像劊子手來到你的牢房前打量你時的微笑——此刻他正在腦子裏測算該用多長的繩子絞死你。它同時帶著一點友好，一點父愛，一點謹慎。你會愛上它的——假使你有法子活到愛意綻放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