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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家夥，”大個子開口道，“總是不知道什麽時候不該狠。”他朝我扭過頭來。“對了，”他說，“你跟我喝一杯吧。”

我們走到吧台前。那些顧客或單身或三三兩兩，全都成了一言不發的影子，他們無聲地從地板上飄過，又無聲地從樓梯盡頭的那扇門裏飄了出去。無聲如草地上的黑影。他們甚至都沒有讓彈簧門搖擺。

我們在吧台上倚著身子。“酸威士忌，”大個子說，“你的自己點。”

“酸威士忌。”我說。

於是我們拿到了酸威士忌。

大個子順著又厚又矮的玻璃杯壁面無表情地把酸威士忌舔下肚去。他嚴肅地盯著酒吧招待——這是個愁眉苦臉的瘦小黑人，穿著一件白外套，腳痛般地動來動去的。

“你知道維爾瑪在哪兒嗎？”

“維爾瑪，是嗎？”酒保哼哼唧唧地說，“我最近沒在這塊兒瞅見她。最近沒見著，沒有，先生。”

“你來這兒多久了？”

“讓我瞧瞧，”酒保放下毛巾，額頭上現出一條條皺紋，然後扳起了手指頭，“大概十個月吧，我猜。大概一年。大概—”

“到底是多久？”大個子說。

酒保兩眼瞪得像銅鈴，喉結上上下下地撲騰著，像只沒頭的母雞。

“你們這籠子變成黑人夜店有多久啦？”大個子粗聲盤問道。

“誰說是？”

大個子的手捏成了拳頭，手中那只裝著酸威士忌的玻璃杯幾乎頓時消失在了無形之中。

“五年吧，”我說，“至於這個叫維爾瑪的白人姑娘，這家夥肯定什麽也不知道。這裏沒人知道。”

大個子看我的眼神就好像我剛剛從蛋裏孵出來一樣。那杯酸威士忌好像沒有讓他高興起來。

“混蛋，誰讓你來插一腳的？”他問我。

我擠出一個微笑，一個大大的、溫暖的、友好的微笑。“我就是那個跟你一起進來的家夥。想起來了嗎？”

他咧嘴回了我一個笑容，一個幹巴巴的笑，只見白牙，沒有意義。“酸威士忌，”他吩咐酒保，“把你褲襠裏的跳蚤抖幹凈。上快點兒。”

酒保邁著小碎步子跑前跑後，骨碌碌地翻著白眼。我背靠吧台，擡眼看著房間。屋裏現在空了，只剩下了酒保、大個子和我自己，當然還有那個一頭撞在墻上的保鏢。那保鏢開始動彈了。他慢慢地挪著身子，像是忍著劇痛、十分吃力的樣子。他沿著踢腳板不聲不響地爬著，像缺了一只翅膀的蒼蠅。他挪到了桌子後頭，精疲力竭的樣子就像一個人突然之間蒼老了、幻滅了。我看著他挪動身子。酒保這時又拿來了兩杯酸威士忌。我朝吧台轉過身子。大個子漫不經心地瞥了一眼那個在地上爬行的保鏢，然後就不再留意他了。

“這夜店裏現在什麽都沒有留下了，”他抱怨道，“以前這兒有一個小舞台，有樂隊，還有一個個漂亮的小房間，男人可以進去找些樂子。維爾瑪在這兒唱過歌。她是個紅頭發，媚得就像蕾絲內褲。我們那時都要結婚了，結果他們陷害了我。”

我喝下了第二杯酸威士忌。這場冒險已經快讓我受夠了。“怎麽陷害的？”我問道。

“你以為我這八年都上哪兒去了？”

“捉蝴蝶。”

他用一根粗得像香蕉的食指戳著自己的胸膛。“蹲在牢裏呐。我叫馬洛伊。他們叫我駝鹿馬洛伊，因為我個兒大。大本德銀行劫案。四萬大洋。我一個人幹的。厲不厲害？”

“你現在打算把錢花掉對吧？”

他狠狠瞪了我一眼。這時我們身後傳來一陣聲響。那保鏢站起身來了，左搖右晃地走了幾步，伸手握住賭桌後面一扇黑門的把手。他打開門，幾乎是摔進去的。門哐的一聲關上了，然後哢噠一聲上了鎖。

“那是什麽地方？”駝鹿馬洛伊厲聲問道。

酒保的眼珠在腦殼裏飄忽不定，然後才費力地定睛望著那扇門，保鏢剛剛跌跌撞撞地從那裏鉆了進去。

“那——那是蒙哥馬利先生的辦公室，先生。他是老板。他的辦公室就在那後面。”

“他說不定知道。”大個子說。他把杯裏的酒一飲而盡。“他最好不要也跟我說笑話。已經碰著兩個這樣的人了。”

他慢悠悠地穿過房間，步履輕快，心中沒有一絲顧慮。他巨人般的後背遮住了那扇門。門鎖著。他拉住門搖了搖，一塊門板飛到了一邊。他走了進去，門在他身後關上了。

一陣沉默。我看著酒保。酒保看著我。他的眼神若有所思。他擦了擦櫃台，嘆了口氣，右臂撐在台面上趴了下來。

我伸手越過櫃台，一把抓住他的胳膊。這只胳膊又瘦又脆。我捏著它，對他微笑。

“你那底下藏著什麽東西，夥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