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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貝爾豐特大廈門廳，那唯一的電梯裏亮著燈，折疊的麻袋布上，還是那位水泡眼的老人一動不動地坐在那兒，仿佛是“被遺忘的人”[1]的一個象征。我走進去，對他說聲“六樓”。

電梯搖晃著慢慢往上升。電梯停在了六樓，我走出去，老人身子從電梯裏探出來，吐了口痰，聲音沉悶地說：

“怎麽回事啊？”

我一下子轉過身來，就像旋轉台上的一個假人。我凝視著他。

他說：“你今天穿了灰色外套。”

“是的，穿了灰的。”我說。

“看上去不錯。”他說，“我喜歡你昨天穿的藍色外套。”

“說下去。”我說，“都說出來。”

“你坐到八樓。”他說，“兩次。第二次比較晚。你又下到六樓。之後不久，那些穿藍制服的人就都來了。”

“他們現在還在嗎？”

他搖搖頭。他的臉上全無表情。“我什麽也沒有對他們說。”他說，“現在要說也太晚了。他們不把我吃了才怪呢。”

我說：“為什麽？”

“我為什麽不告訴他們？去他們的！你對我很禮貌。很少有人對我這樣。見鬼！我知道你跟那樁殺人案並非沒有關系。”

“我得說你錯了，”我說，“完全錯了。”我拿出一張名片給他。他從口袋裏摸出一副金屬架眼鏡，架在鼻子上，將名片放在一尺開外。他慢慢地讀著名片，嘴唇嚅動著，眼睛從眼鏡上方看著我，又把名片遞還給我。

“最好留著。”他說，“免得我不小心丟了。你的生活很有趣，我猜。”

“有趣也不有趣。你叫什麽？”

“格蘭迪。就叫我波普吧。誰殺了他？”

“我不知道。你看到有人上去或從那兒下來嗎？看上去不是這幢樓的人或你覺得眼生的人？”

“我沒太注意。”他說，“我碰巧注意到你了。”

“比如一位高個金發女郎，或者一個瘦長、留著鬢角的男人，約莫三十五歲樣子。”

“沒有。”

“那有人上下樓總得坐你的電梯吧。”

老人點點頭。“除非他們走消防樓梯。他們可以下樓走到外面的小巷子，那兒有扇帶插銷的門。當事人可能走後門進來，但電梯後面有樓梯通到二樓。從二樓可以走消防樓梯。沒人能看見。”

我點點頭。“格蘭迪先生，你能收下一張五元鈔票嗎——完全不是作為賄賂，而是作為一個真誠的朋友表達的敬意？”

“孩子，我要是如此冒失地收下一張五元鈔票，那亞伯·林肯的胡須就會冒汗了。”

我給了他一張五元鈔票。我給他之前看了一眼鈔票。不錯，五元鈔票上果然有林肯的頭像。

他將鈔票折小，放到了口袋裏。“你真是個好人。”他說，“我希望你千萬別以為我是個貪財的人。”

我搖搖頭，沿著過道一邊走，一邊看那些名字：E·J·布拉斯科維茨大夫，脊椎按摩師；道爾頓和裏斯，打字服務；L·普雷德菲爾，公共會計師；四扇門上是空白。莫斯郵政服務公司。又是兩扇門上空白。H·R·蒂格爾，牙科實驗室。位置和兩層樓上莫寧斯塔的辦公室差不多，但房間的格局不一樣。蒂格爾的房間只有一道門，他的房間和隔壁別人的房間之間有一大面墻。

門把手扭不開。我敲敲門。沒有回應。我敲得更重些，還是沒有回應。我走回到電梯間。電梯仍然停在六樓。波普·格蘭迪看著我走來，好像從來沒見過我似的。

“你了解H·R·蒂格爾嗎？”我問他。

他想了想。“身材魁梧、上了年紀、穿著隨便、指甲很臟，跟我一樣。我想起來，今天還沒有見過他呢。”

“你覺得管房子的人會讓我進他的辦公室看看嗎？”

“他是個計較的人。我覺得不妥。”

他慢慢地轉過頭去，看了看電梯的廂壁。在他的頭頂上方，一個大金屬環上掛著一把鑰匙。一把通用鑰匙。波普·格蘭迪又把頭轉回來，從凳子上站起來說：“我得去趟廁所。”

他走了。他身後的門一關上，我就拿下那把鑰匙，回到H·R·蒂格爾的辦公室，打開門，走進去。

室內是一間沒有窗戶的前廳，為了省錢，家具很簡陋。兩把椅子，雜貨店低價買來的一只煙灰缸座台，商場廉價區淘來的一盞落地燈，一張桌面有汙垢的木桌，上面有幾本舊畫報。門在我身後關上，室內很暗，只有從門上鑲嵌的磨砂玻璃透進來一點兒光。我拉了下落地燈的拉鏈開關，走向用墻分隔的裏間的門。門上寫著：H·R·蒂格爾，私人辦公室。門沒有鎖。

裏間是一間方方正正的辦公室，東邊有兩扇窗戶，沒掛窗簾，窗台很臟。有把轉椅，兩把直背椅，都是雜色硬木的，還有一張近於方形的辦公桌。桌上只有一本舊記事簿、一個便宜的筆架和一只圓形的玻璃煙灰缸，裏面有雪茄煙灰。辦公桌抽屜裏有一些沾了灰塵的襯紙、一些夾子、橡皮筋、鉛筆頭、幾支鋼筆、一些生銹的筆尖、用過的吸墨紙、兩張沒用過的兩分面值的郵票、幾張印刷信箋、信封和賬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