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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局墻上的喇叭嗡嗡響著，一個聲音說：“總台，測試。”哢嗒一聲，聲音停了。

探長傑西·布雷茲伸了個大懶腰，打著哈欠說：“晚了幾小時，是吧？”

我說：“是的。但我給你留了話，說我會晚到。我得去看牙醫。”

“坐下吧。”

他在室內一角有張小辦公桌，桌上比較零亂。他在桌後靠墻角坐著，左邊是一扇大窗，沒拉窗簾，右邊墻上掛了一個大日歷，大約齊眼高。已經過去的日子細心地用軟質的黑鉛筆劃去，這樣，布雷茲只要看一眼日歷就知道這是哪天。

斯潘格勒坐在旁邊一張稍小但更整潔的桌前。桌上有綠色的吸墨紙、一個石質筆架、一個小的黃銅日歷以及一個鮑魚殼，殼裏滿是煙灰、火柴梗和煙頭。斯潘格勒手裏拿著一把蘸水筆，朝墻邊一只坐墊有氈的一面投去，就像墨西哥刀客朝目標擲刀一樣。他投得並不準。那些筆沒有戳進墊子裏去。

這個房間有著這種房間慣有的味道：疏遠、無情，既不很臟，也不幹凈，沒有人情味。給警局一幢新樓，不出三個月，全部的房間就都會有這種味道。這裏必定有某種道理。

一位報道紐約警察的記者曾寫道，你一旦走進警局管轄區內，你就顯然走出了這個世界，進入了一個法外之地。

我坐下來。布雷茲從口袋裏摸出一支玻璃紙包著的雪茄，那套程序便開始了。我看著他按部就班地進行，一成不變，絲毫不差。他吸著煙，晃滅火柴，輕輕地放入一只黑色的玻璃煙灰缸裏，說：“哎，斯潘格勒。”

斯潘格勒轉過頭來，布雷茲轉過頭去。他們對視而笑。布雷茲拿雪茄指著我。

“瞧他出汗了。”他說。

斯潘格勒挪動腳步，轉身看我出汗。即使我在出汗，我也不知道。

“你們兩位可愛得就像一對打飛了的高爾夫球。”我說，“你們到底怎麽做到的？”

“少說俏皮話。”布雷茲說，“今天上午有點忙吧？”

“有點。”我說。

他仍然微笑著。斯潘格勒也微笑著。布雷茲似乎在品嘗什麽東西，他不願意咽下去。

最後，他清清嗓子，摸了下長滿雀斑的大臉，頭再轉一點，這樣，他不用對著我但可以看見我。他用一種模糊空洞的聲音說：

“亨奇招了。”

斯潘格勒轉身看著我。他坐在椅邊上，身子前傾，嘴巴張開，一副沾沾自喜甚或有點下流的樣子。

我說：“你們用什麽對付他——一把大鎬？”

“不是。”

他們倆都不說話，只是看著我。

“一個喔普[1]。”布雷茲說。

“一個什麽？”

“小夥子，你高興了吧？”布雷茲說。

“你們想告訴我呢，還是就坐在哪兒得意洋洋地看我怎麽高興？”

“我們想看別人高興。”布雷茲說，“這樣的機會不多。”

我往嘴裏塞了支煙，上下晃動著。

“我們用一個喔普對付他。”布雷茲說，“一個叫巴勒莫的喔普。”

“哦。有件事你知道嗎？”

“什麽？”布雷茲問。

“我剛想到警察的對話是怎麽回事。”

“什麽？”

“他們認為每一句出口的話都是雋言妙語。”

“而每一個逮到的壞蛋都是好壞蛋。”布雷茲平靜地說，“你想知道呢還是你只想說俏皮話？”

“我想知道。”

“那事情是這樣的。亨奇醉了。我是說他骨子裏醉了，而不只是一般的醉。醉透了。幾星期來，他就靠酒過日子。他不吃也不睡。生活裏只有酒。他已經到了這個程度，酒沒把他喝醉，反而讓他清醒。酒是他在現實世界裏最後的支撐。當他走到這一步，你把他的酒拿掉，不給他什麽東西支撐，他就是只迷失方向的布谷鳥了。”

我沒說什麽。斯潘格勒稚氣的臉上仍是那種不懷好意的表情。布雷茲彈彈雪茄，並沒有煙灰落下來，他又將雪茄塞進嘴裏，繼續說下去。

“他精神有問題，但我們並不想抓什麽有精神問題的人。這一點我們是很清楚的。我們要的是沒有任何精神方面問題記錄的人。”

“我還以為你們肯定亨奇是無辜的呢。”

布雷茲不置可否地點點頭。“那是昨天晚上的事。也許我開了點玩笑。然而到了夜裏，砰，亨奇瘋了。他們便把他弄到醫院，注射了鴉片。監獄醫生打的。這事你我兩個知道。記錄上沒有鴉片。明白了嗎？”

“很清楚。”我說。

“好吧。”他看上去對我的回答有所懷疑，但他熱衷於自己的話題，無暇顧及我的話。“今天上午，他沒事了。鴉片還有作用，這家夥臉色蒼白，但安靜多了。我們去看他。你怎麽樣，小子？你需要什麽嗎？隨便什麽東西？我們樂於給你去弄。他們在這兒待你不錯吧？你知道這一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