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第3/3頁）

很多在1949年留在大陸的人顯然也有他們的“懷疑，害怕和擔心”。在知識界和工商界內部就是這樣的。在學生調查中，大多數人偏向成立一個聯合政府，較之國民黨一黨專政，青睞共產黨獨享政權的人更少。年長的知識分子直到認為通往自由化改革的路不復存在後，才轉而有保留地支持共產黨。盡管這些自由派知識分子理智地做出接受共產黨的決定，並沒有跡象顯示他們旗幟鮮明地擁護新政權，或者他們願意做出的妥協是根本的或永久的。他們接受了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政策中提出的大多數目標，但是顯然沒有接受共產黨一黨統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最終目標。

但是，知識分子對共產黨的保留只是部分的。這樣的保留更多的是針對共產黨統治的形式，而對於現行中國共產黨的方案和政策內容，以稱贊者居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共產黨的這種雙重態度反映了共產黨在處理某些問題上的成功。正是這些相同的問題，使得人們對國民黨政府的信心大減。

首先，共產黨良好的誠信記錄在1949年為他們爭取到了不少好感。國民黨有一個習慣，“說一套做一套”，頒布改革方法但是從來不實施。而相形之下，共產黨有言必行的名聲，使得他們的政策得到實施，錯誤得以改正。共產黨說他們的最終目標是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沒有人懷疑這是他們的目標。但是共產黨還說實現這個目標要花費很多年，同時他們計劃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在這裏每個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民族資本家以及工人和擁有土地的農民——都有一個位置，都被需要。既然共產黨這麽說了，知識分子和資本家就傾向於相信。

其次，在執政清廉、政治能力和解決戰爭所帶來的經濟問題的能力上，到1949年末為止，共產黨的記錄可圈可點。雖然共產黨在管理城市和工業上缺少經驗，但還是成功地克服了一些中國最基本的城市問題。1949年3月，當毛澤東來到北平時，共產黨管理城市的直接經驗還僅限於張家口、哈爾濱和一些其他東北的中等城市，時間也不足四年，然而他們很好地運用了這些經驗。在此期間，中國共產黨在考慮城市問題時多次克服了理想主義沖動，這是新當權的左翼政黨普遍會有的毛病。

從一開始，在張家口和其他地區的共產黨熱情高漲，想要根據新民主主義原則解決所有中國城市問題，他們對勞動者和管理方都做出承諾，但是很快發現兌現不了。1947年末，隨著反對“左”傾冒險主義的運動到來，正式提出了對理想主義沖動的批駁。在這一時間，黨對工商業、工人和知識分子的態度明顯發生轉變，將此改為實現生產的最大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以實現全面勝利。新路線強調與私人資本的合作，國營企業的合理化管理以及把知識分子爭取過來的必要性——而不考慮他們的意識形態與共產主義相左。根據需要或政治標準給勞動者發放報酬的行為被官方取消，取代以根據技術、資歷和努力有差別地發放工資。解決工人階級物質困難的目標沒有被拋棄而是延期了，當下僅限於基本保障和將通貨膨脹對工人生活水準的影響降到最小。同時，為國營企業工人開設的實驗性的勞動保險計劃也體現了“明天會更好”的承諾。這一計劃在1949年初在東北實行。

1948年的反“左”傾運動為1949年成功接收城市打下了基礎。與四年前國民黨的表現相比——當時它從日本人那裏接收了很多城市，這些城市恰恰就是共產黨後來從它那裏接收的城市——勝利的共產黨軍隊的表現值得注意。共產黨的人員，包括軍隊人員和文職人員，在1949年抵達中國最大城市的中心時，表現都堪作模範。在這些城市中，出現了史無前例的景象：不受利誘的官兵主動地保護公有和私有的財產；工商業企業得到保護，秋毫無犯，在條件允許的地方，生產照常進行。

政治上，接收城市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城市各擁護力量組成的廣泛的聯盟。國民黨軍隊的官兵、文職官員和知識階層都被包括在內。用這樣的辦法，共產黨在過渡時期從這些直到最後還站在國民黨一邊的群體那裏得到了所需的支持。共產黨沒有將他們斥為機會分子，而是歡迎他們加入進來，維持國家日常的行政管理，恢復經濟，擴充乘勝追擊的人民解放軍的隊伍。這一做法最明顯地體現在黨對待新解放城市的學生的態度上。黨暫時忽略他們對共產主義的反感，將他們安排在相對體面和重要的位置上，讓他們作為幹部負責政策的實行。

然而，即使在這個層面，共產黨也是有得有失。在1949年後不久，他們嘗試做了國民黨在接收淪陷區時因為忽略沒做而受到詬病的所有事情，涉及經濟、金融和貨幣政策。但是，雖然共產黨統治的第一年通貨膨脹率沒有達到國民黨統治下的極值，但是穩定經濟的措施直到幾個月後才顯示出明顯的效果。這很大程度因為留給新政權的問題無比棘手，但是也與它自己的行為和缺少經驗有關。因此這一時期的標志是城市裏經濟的混亂和貨幣的不穩定。這些問題部分地損害了公眾對新政權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