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第2/3頁）

公眾信心的喪失是普遍性的，不像有人有時候以為的那樣，僅限於城市拿薪水的中產階級。經常有人認為國民黨政權為通貨膨脹付出的代價至少有：失去了這些中等收入群體的“支持”。這一群體主要包括教授和教師、中下級軍官和政府公務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成為新的被壓迫階級，在內戰時期一直保持這個狀態。他們承受了價格猛漲和貨幣貶值的大部分壓力。但是直到國民黨戰敗為止，這些群體事實上一直沒有拋棄它，而在此後要再繼續支持國民黨，只有陪它無限期地流亡了。

學術界的貧窮化當然成為學生反戰運動的一大主題。教授們給1947年反饑餓反內戰示威加了一把火，其中就要求增加基本工資和隨著生活費用的上升自動調整工資。政府靠印鈔來資助戰爭引起的經濟貧困，為那些譴責內戰的人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理由，而且顯然是知識階層對政府支持減少的一個原因。通貨膨脹造成經濟混亂，從而直接導致了勞工運動。與此不同，知識分子對內戰的反對建立在對以下兩者更復雜的評估的基礎上，即：國民黨統治的本質以及為了保留國民黨政權，整個國家要承擔的犧牲。在這一評估中，知識分子自己的貧困只是其中一個考慮因素。他們反對內戰是因為他們經過推理得出結論：如果構成國民黨政權的還是原班人馬，為了保留它，需要付出的代價太高昂了。

這一推理的基礎是一個獲得普遍認同的想法（該想法一直到1948年年中才動搖），即：因為作戰的任何一方都沒有能力擊敗另一方，內戰將有可能無限期地持續下去。至於戰爭的代價，可以分兩部分計算：一部分是徹底擾亂城市經濟的通貨膨脹，一部分是農村地區的進一步貧窮。印鈔也許是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但是政府同樣依靠地租，依靠以低於市場價格強制購糧，依靠以暫借的形式征收糧食。這些稅負，加上地方雜稅，征兵中的徇私枉法，紀律敗壞、軍餉過低的軍隊在農村造成的侵擾，都造成了農民難以承受的負擔。最後，政府越來越軍事化以及政治上與公眾的逐漸疏離，都被作為戰爭的直接結果加以譴責。盡管有這麽多原因，政府依然堅持把仗打下去，而不實行任何改革讓戰爭變得讓人更容易接受一些，這恰好證實了人們對它的譴責：國民黨不是為了“民享”而存在的；相反，它為了追逐自私的個體目標不惜犧牲國家的整體利益；而基本上它連這個目標都無法有效達成。在大部分批評者的心目中，國民黨本來能夠自救，他們事實上懇求它這樣做。不管工商界被政府失當的經濟舉措害得多慘，很有可能他們害怕換了共產黨也許會更糟糕。盡管在反戰運動的過程中，政府和學生團體發展到了公開對峙，大部分學生，甚至到了1948年底，依舊願意讓國民黨加入聯合政府。對於老一輩知識分子來說，他們的目標陳述得很清楚了。他們的目的從來不是消滅國民黨而只是改造它，雖然他們提出改革的前提條件是：包括了共產黨的聯合政府。直到1948年4月，儲安平依然在懇求國民黨改變工作方式，做一些對國家有意義的事。他和其他人這樣做是因為他們衡量了兩種情況下實現他們心向往之的自由民主社會的概率，不管這個概率在國民黨執政情況下有多小，總比共產黨執政下的概率要大。

知識分子不因為通貨膨脹給他們的物質利益帶來損失就拋棄國民黨。但是因為一些原因，他們確實拒絕支持軍事上打敗中國共產黨的目標。這個目標是國民黨認為為了生存計必須放在第一位的。於是國民黨發現陷入了自己造成的兩難處境中。唯一保有僅存支持的方法是聽取意見進行改革，並且與共產黨取得和解。很多階層事實上將改革作為與政府合作的條件，而政府要求他們無條件支持，自己卻除了空談飄在空中的原則，沒有其他回報。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告和法令，被工人、學生、教師、商人、實業家和金融家忽略，假如不是公開反對的話。通過這樣做，社會各階層，出於各自的原因，用各自的方式，對政府剿滅共產黨的戰爭不予支持和合作。長年來，國民黨在政治上一意孤行，經濟上處理失當，並拒絕理會人們要求改革的呼聲，現在是它付出代價的時候了。

另外，大眾對國民黨統治的心灰意冷也是這麽多人在1949年決定留在大陸的原因之一。為這樣一個有負民眾托付的政黨流亡，這樣的犧牲太大了。選擇留下來的人中包括大多數中國經過最好學術訓練的知識分子、幾乎所有的學生、很多商人和實業家、眾多的公務員、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士兵。然而，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評價對他們的決定也起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