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領導才能這一課題代表了我 35 年來對如何成功地領導美國軍隊的相關研究。在這段時間裏，我親自訪問了超過 100 位四星上將，並以面談或書信的方式訪問了超過 1000 位準將以上的將領。另外，我接到了超過 1 萬封的信件，也閱讀了無數的日記、自傳、傳記、回憶錄以及軍事歷史等記錄。

我 1971 年寫的《十九顆星：對美國四位名將之研究》（以下簡稱《十九顆星》）一書，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傑出的 4 位美國將領的領導風格與領導才能的比較研究。書中描述了是什麽因素使他們成為了傑出的領導人，也探究了他們如何領導美國軍隊。我選擇了 1939—1945 年間擔任美國陸軍參謀長的喬治·馬歇爾上將，遠東地區總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上將，盟軍登陸北非、西西裏及歐洲（歐洲登陸戰也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戰役之一）的最高統帥德懷特·艾森豪威爾上將，及美國在北非的第 1、2 軍團、西西裏的第 7 軍、歐洲的第 3 軍指揮官、陸軍將領喬治·巴頓（George Patton）。

我為何選擇這 4 位將軍，原因很明顯，實在不需要多作說明。馬歇爾、麥克阿瑟和艾森豪威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擔任了非常重要的軍事職務，而巴頓是家喻戶曉的野戰將領，原稿標題輝映出十九顆星——這 4 位偉大領導者軍銜的總和。這本書仍在印行，雖然已經幾次加印，還是獲得了許多對軍事領導才能有興趣的人士的喜愛。

自從《十九顆星》出版之後，我就以領導才能這個主題，向軍事界及一般社會人士發表過數百場講演。在這些演講中，聽眾經常要求我多談談最近的美國軍事領導人。這些請求鼓舞我再寫一本《十九顆星》的續篇，通過訪談及研究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到 1999 年期間的軍事領袖，進而更新領導才能相關的研究。我親自進行了一對一的訪談，包括 100 多位四星上將，其中有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二戰”時期的陸軍指揮官、“二戰”後許多的陸（空）軍單位指揮官及參謀長、陸戰隊司令及海軍首長。這項研究也包括以訪談或書信的方式，訪問了 1000 多位準將以上的將領，並且聯系了 1 萬多位曾經與這些將領共事過的人士。所有這些努力都是為了回答“一個人如何成為美國軍隊的成功領導者”這個問題。

自從《十九顆星》出版之後，有數百本關於美國軍事領導者的書陸續推出，包括自傳、回憶錄、傳記及軍事歷史。此外，我閱讀了許多這些人的日記、來往信件、演講等記錄，這些給我提供了豐富的寫作素材。

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及後冷戰、朝鮮戰爭和越戰，以及伊拉克戰爭都對美國軍事領導地位產生了相當大的挑戰。而這些軍事領導人的品質是維護美國與世界自由的根基。“二戰”後的 1946 年，丘吉爾在五角大樓辦公室對 30 位最傑出的戰時美國陸軍和空軍將領作了一次非正式的演講，他背靠著椅子，雙腳放在桌上，一手端著白蘭地，另一只手拿著大雪茄說：他一直相信美國有足夠的人力和物力扭轉戰爭局勢，使之轉向對盟軍有利的形勢，但是讓他最驚訝的是，美國培養了這麽多出色的軍事領導人。

美國在“二戰”及戰後期間，有這麽多睿智的軍事領袖，他們奉獻生命為上帝和國家服務。當戰事來臨時，美國已經培養出了許多優秀的軍事領導者，這是其他國家做不到的。本書為讀者提供了一些將領關於如何運用自己的領導能力贏得戰爭，守護西方自由傳統的思想和見解。

寫這本書的目標之一是確定這些將領如何發展並獲得卓越洞察力來進行成功領導的。許多人認為這些領導人是天生的，而不是靠後天培養的。如果領導者都是天生的，那本書的價值是什麽呢？“天生的，不是後天培養的”（born，not made）這句話，如果狹義地就字義解釋，就是從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經決定了一個人是否能成為領導者，成長和周遭環境對一個人的發展毫無影響。如果這句話的解釋不那麽嚴格，是不是可以說，一個人一出生就具備某些特質，如果能成長在一個適當的環境裏，這些特質會提供具備成功領導能力的潛能。

我訪問了當年（1946 年）聆聽丘吉爾演講的 30 位將領中的 20 位，其中之一是艾森豪威爾上將，我請教他領導者是天生或後天培養的這個問題，他答道：“我想，說‘天生就是一位指揮人才’或‘天生就是一個領導者’是有點道理的。但是也有很多人天生就具備成為領導者的潛力，就好像許多人生來就具備了成為藝術家的潛能，但他們一直沒有機會或訓練去充分發展他們的才能。我想領導才能是天生的稟賦加上後天的環境。我所謂的環境是指訓練和鍛煉領導才能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