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回憶內戰（第3/9頁）
當西塞羅為龐培辯護時，他提到了“內戰”，說明這個詞已經是通用詞了。雖然歷史記錄顯示他是最早運用這個詞的人，但很顯然他不是第一個使用這個詞的人。他在列舉龐培所參與的戰爭時，也暗含了戰爭和敵人的級別是有所不同的；最令人厭惡的是海盜和奴隸，而最難打敗的是羅馬公民。因此，西塞羅讓他的聽眾堅信，在公元前1世紀80年代的“內戰”中取得勝利是龐培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即使這些戰爭為人所不齒。畢竟，西塞羅當時是作為龐培黨派的一員而發表的演講；從這種意義上講，他的聽眾肯定會把他所提及的“內戰”看作與戰勝羅馬外敵及內部威脅相提並論的事情。所以，“內戰”剛被發明就又被重新定義了：最初是一種難以想象的恐怖，但很快就變成了一個難以明確的概念；可能是變成這樣一個概念，從本質上看，如果說它不具備價值或值得稱贊的，那麽至少是一個展現勇氣和軍事才能的場合。
這有點兒微妙；正如盧坎所說的，內戰是“沒有勝利者的戰爭”，這也是大多數羅馬評論家所贊同的。[13]羅馬的凱旋式是授予取得對外戰爭勝利的將領的榮譽——至少傳統上是這樣。得勝的軍隊歡呼他們的將領為“凱旋將軍”（imperator）；然後將領請求元老院批準一系列的感恩儀式；元老院則會授予將領一次正式的凱旋式。歷史學家瓦勒裏烏斯·馬克西穆斯（Valerius Maximus）在公元1世紀寫道：“在此前的共和國內戰中，即使有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因此而取得‘凱旋將軍’的稱號卻從來沒有過，而且也不會有感恩儀式，或凱旋的歡迎儀式和戰車遊行，因為這樣的勝利是戰勝了國內的同胞而不是外族，所以被認為是令人悲痛的，即使它是有必要的。”[14]然而，龐培在非洲和西班牙的勝利獲得了凱旋式，這些戰爭“事實上是內戰”，而愷撒後來收獲的一連串凱旋式，均是為了慶祝他戰勝了他的敵人——既包括公民也包括外族——高盧、埃及、本都以及非洲，還有龐培的兒子，明顯違背了內戰中沒有勝利者這一禁忌。[15]最終，公元前31年，屋大維在亞克興海戰中擊敗了馬克·安東尼和克利奧帕特拉（Cleopatra）後，他也舉行了一場凱旋式——這是代表他戰勝了國內外的敵人之後所取得的凱旋式。這些不同類型的戰爭之間的界限仍然是漏洞百出，具有很多爭議；而勝利者的正義邏輯會為其定義，也僅僅存在於共和國晚期，在那些壓制了“公民”這個元素的戰爭中。[16]
羅馬人認為，對比希臘和羅馬城建立之初的歷史，他們的內戰經歷是不同尋常的。希臘的內亂缺乏組織性和戰爭性，把羅馬共和國的內部暴亂看作希臘內亂基礎上的一種創新，這是一種奇怪的以弱為榮的心理。西塞羅當然是認可這點的。在公元前44年，愷撒被暗殺之前，這位元老院議員為了給他唯一的兒子馬庫斯提一些忠告，寫了一封長信，然後離開羅馬前往雅典繼續深造。這封長信就是被後世所熟知的《論義務》（公元前43年），這本書在某種程度上表達了誅弑暴君這一含蓄論點；在書中，西塞羅指出了希臘和羅馬對內亂的不同理解。他引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蘇格拉底的觀點，來說明遵循公共利益的必要性，並提醒馬庫斯要當心羅馬共和國分裂為民主黨和貴族黨。西塞羅接著指出，雖然希臘人內部確實有諸多爭端，但羅馬的分裂在規模、形式和名義上都是截然不同的。羅馬人所遭受的不僅僅是動亂——希臘人稱為“黨爭”的那種暴亂——還有更糟糕、更新穎的東西：“被詛咒的內戰”（pestifera bella civilia）。任何一個正直而勇敢的公民都會避開和譴責內戰。[17]盡管如此，羅馬最終還是會發明內戰。
***
羅馬的演說家、詩人和歷史學家都想竭力弄清楚共和國陷入正式武裝沖突的過程。他們討論內戰的責任問題，尋找羅馬公民道德衰落的跡象。特別是，有一種觀點認為內戰在表面的平靜期過後將會重演，他們被這一觀點驚呆了。最後，他們給後世讀者留下的是一種歷史願景，即盡管歷史充滿著挑戰倫理、令人震驚且反復出現的現象，然而這正是文明矛盾的標志，甚至是文明（civilization，這是後來才出現的術語）本身。通過這一切可以看出，對羅馬人民自身和未來的時代來說，羅馬人成了內戰記憶的守護者。
提圖斯·拉比努斯在建議將內戰遺忘（oblivio）時暗示到，記住內戰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有了記憶，就會有煽動激情和重新點燃內戰的危險。從羅馬人在內戰史上的第一次嘗試中，我們就可以深刻地領會到這一點。這是源自愷撒的同伴——蓋尤斯·阿西尼烏斯·波利奧（Gaius Asinius Pollio）的觀點。根據演說家昆體良（Quintilian）的評價，波利奧是一個“全能型的人”；他是一個作家、政治家以及資助人（資助的詩人包括賀拉斯和維吉爾），他還創建了羅馬的第一個公共圖書館。在公元前49年，他曾與愷撒並肩戰鬥，所以他擁有寫作內戰史的權威。事實上，當愷撒痛苦地站在盧比孔河邊時，他正站在愷撒旁邊，而後與其並肩作戰。公元前44年愷撒被刺殺之後，波利奧當選為執政官，隨後在公元前39或前38年他獲得了一次凱旋式。不久，波利奧辭去公職，像其他退隱的羅馬政治家一樣轉向了文學，將此作為另外一種形式的政治。我們可以從賀拉斯寫給他的頌詩中了解他作品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