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發明內戰（第3/8頁）

然而，希臘人卻區分了兩種不同的鬥爭：城邦內部的分裂和不同政治團體之間的戰爭。他們沒有系統地對待這個區別，但對他們來說卻是有意義的。例如，在柏拉圖《理想國》的虛構對話中，蘇格拉底告訴他的對話者格勞孔，那些理想城市辯護的人應該重視希臘人與野蠻人之間的區別，前者友好而開明，後者敵對而封閉；如果希臘人與希臘人作戰，他們不會像與野蠻人作戰時那樣摧毀土地或燒毀房屋。因此，希臘人和野蠻人之間的邊界也是兩種沖突之間的邊界——一種是希臘內部的沖突，一種是與外界的沖突。根據柏拉圖的說法，“友好與親族”之間的沖突被稱為派系鬥爭或希臘語中的“黨爭”；與“異族和外族”的沖突反而是戰爭，或者是爭鬥。[16]同樣地，在柏拉圖最後的著作《法律篇》（The Laws）中，雅典人——一個似乎體現柏拉圖觀點的角色——質疑道，當面對外界戰爭的威脅時，建立城邦的人是否願意繼續管理城邦：“他會不會更重視城邦內不時發生的內戰？就是我們所說的‘黨爭’——是任何人都不願在自己的城邦裏看到的一種鬥爭。”雅典人繼續將“黨爭”和外部戰爭進行對比：“‘黨爭’是最危險的戰爭……而另一種……我們與外部異族人因不和而發生的戰爭，是更為溫和的。”[17]

古希臘人也提到了“內戰”（stasis emphylos），是指有血緣和親屬關系的城邦之間的內訌或分裂，phylos是家庭或家族的意思。盡管所指的含義不同於後來羅馬的概念，但他們用“戰爭”（polemos）一詞來表達最危險的不和，甚至是內部的爭端。當沖突發生在城邦內部時，他們稱之為一場家族戰爭，或者“內部戰爭”（emphylios polemos）。在後來的幾個世紀裏，拜占庭歷史學家會用這個詞來描述帝國內部的武裝沖突，雖然他們很少將其應用在與基督徒的爭論中，但到了13、14世紀，它已經失去了嚴格的文化或種族意義。[18]這個表達同樣延續到了現代希臘語中，例如用來描述1944—1949年希臘的分裂沖突。[19]

城邦的觀念也隨著環境的改變而有所改變。正如我們所知，柏拉圖明確地界定了希臘人的內部戰爭和希臘人對野蠻人的戰爭是不同的。希臘人的內部戰爭本質上是一個大家族的內部沖突，比如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筆下所記載的雅典人和斯巴達人以及他們各自的盟友之間的戰爭。[20]這模糊了後來羅馬人所說的內戰——這裏是指那些發生在同一個政治體內的戰爭——和國家或城市之間的戰爭的區別。正如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蘇格拉底式的觀察，希臘人“認為一切希臘人內部爭端都是他們自身的一種‘黨爭’狀態，更拒絕將其視為戰爭”。[21]

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三卷中有關於古希臘“黨爭”的記載。這是在公元前427年發生的科基拉(即愛奧尼亞群島中的科孚島）革命中的一個事件，許多現代評論家將這一事件作為內戰最原始的案例。修昔底德提到，在斯巴達和雅典的戰爭中，科基拉改變了立場，轉向支持雅典人；經過4年的鬥爭，一些科基拉的俘虜被送回他們的家鄉，他們煽動起義，並說服城邦恢復與科林斯早期的聯盟。與斯巴達和雅典之間的外交產生分歧後，科基拉內部出現了政治分裂，支持平民統治的親雅典民主派和支持與科林斯聯盟的寡頭之間存在著嚴重對立。

在被釋放的俘虜中有一部分間諜，他們試圖通過和平手段來瓦解科基拉與雅典的聯盟，但最終未能說服科基拉的議會。而後，他們又試圖把民主黨領袖培西亞斯（Peithias）推上被告席，指控他使科基拉受到雅典的奴役。此舉也失敗了。當培西亞斯對這些指控者發出反擊時，他們殺死了培西亞斯及他的60個盟友。寡頭們暫時戰勝了民主黨，只是在一艘科林斯的船艦到來之後，一場令人不安的休戰引發了公開的黨派鬥爭。

科基拉的兩個黨派分別占領了不同的地區，外國城市之間的戰爭激起了他們的內部矛盾，引發了沖突。他們都承諾解放奴隸希望以此來穩固城市中奴隸們的支持。民主黨派受到雅典的支持，占據上風，獲得了奴隸的支持。科林斯和雅典艦隊的到來進一步加劇了緊張局勢，當雅典一支更大的艦隊到達時，戰爭就被引爆了。與此同時，民主黨派發起了一場恐怖統治，這在後來成為政治顛覆和破壞既定秩序的歷史代名詞。正如17世紀的英國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於1629年翻譯修昔底德的經典著作中所提到的：“我們看到了各種各樣的死亡形式……父親殺死兒子；有人被拖出寺廟，然後被殘忍地殺害；有人被監禁在巴克斯神廟，然後在神廟中死去。這場叛亂是如此的殘酷。”[22]值得注意的是，霍布斯所譯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這一版本中並沒有“內戰”這一說法；事實上，直到19世紀的譯本中，這些詞才變成修昔底德的術語。[23]修昔底德把黨爭描繪成一種在希臘城市中蔓延的疾病。[24]在戰爭時期，這些分裂的社區比和平時期更容易受到黨爭影響：“戰爭使得人們不再擁有富足的日常必需品，它是最暴力的控制者，同時也激發了眾多人對現狀的激情。”這種疾病的症狀表現是多種多樣的。邪惡的行為沒有被譴責，反而是被稱贊。法律被無視，各黨派在他們所統治的地區無法無天。誓言被打破。欺詐、不誠實和復仇盛行，犯罪變成了一種值得驕傲的行為，而不再是恥辱。“已經被賦予某種意義的名詞含義被隨意更改”：愚勇成了勇氣的代名詞，謙虛被稱為懦弱，而智慧被形容成懶惰。的確，這是一個顛倒的世界。我們可以在霍布斯的譯本中讀道：“這就是在他們叛亂時，他們在整個希臘所實行的各種罪惡統治。”[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