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後記

十八年前譯者在接到翻譯西學名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任務時，心裏確實有些忐忑不安，十八年後的今天依然如此。古希臘文明博大精深，對於西方乃至全人類文明貢獻巨大，影響深遠。譯者自知學力不濟，難以勝任。因為自己對於希臘的歷史和文化，充其量只能算是個初學者。雖然三十多年來譯者一直對此領域情有獨鐘，也陸續發表過70余篇小文，承擔過幾個研究課題，並且於2013年和2015年兩次應邀前往希臘、土耳其參加希臘文明的實地考察和學術交流，對於古希臘文明也可以說有一些自己的見解，但根本談不上對其有多少研究。古希臘的作品創作時間距今畢竟有兩千多年，今人如想完全把握原作的原意，談何容易！因此，譯者的想法依然是，在現有的條件下，盡我們所能，把關於修昔底德及其著作的正確知識介紹給廣大讀者。

修昔底德的著作成書於公元前5世紀晚期（大致相當於中國戰國初期），是希臘古典時代盛期的重要著作，在西方文化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兩千多年來，尤其是文藝復興以來，歐美學者對這部著作作過大量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許多精深的研究成果。自1628年霍布斯首次將修昔底德的著作譯為英文以來，迄今為止，現代譯本（英、法、德、俄、意等，有全書譯本和單卷譯本）和注釋本恐怕不下數百種。其中，近百年來在國際古典學界公認的比較優秀的英譯本有三種：史譯本、克譯本和昭譯本（前文已有詳細說明，此處不贅）。三種譯本都依傳統把全書分為八卷，卷下再分章、節，只是在劃分章節和段落時稍有差異，具體內容上也因依據抄本不同等原因而略有出入；三種譯本在譯文質量上各有千秋。史譯本是希臘文英文對照的，譯文最為忠實；克譯本素以文字典雅有力著稱；而昭譯本在遣詞造句方面亦頗具特色。牛津大學2009年出版的哈蒙德的譯本，譯文質量也很高。我們在翻譯過程中主要是根據克譯本，同時參考其他三種英譯本，如遇困難，則參照古希臘文原文以及兩種注釋本加以解決。這兩種注釋本分別是A. W. 高穆等的《修昔底德歷史注釋》（5卷本）和S. 霍恩布魯爾的《修昔底德著作注釋》（3卷本）。本書的卷、章、節的劃分以古希臘文本和克譯本為準。本書注釋主要是依據近百年以來的研究成果和對修昔底德著作本身的研究寫成，這樣做是為了方便讀者核實原文；並且參考了大量考古、文獻和實地調研資料。書末的索引，根據以上四種英譯本的索引相互參照編譯而成，力求更加翔實準確。

本書附錄有五項內容。附錄一簡述伯羅奔尼撒戰爭最後七年的戰況；附錄二簡述古希臘歷法及其沿革；附錄三為公元前500至前393年希臘歷史大事年表；附錄四開列譯者參考的原著及主要文獻，以供廣大讀者研究和查閱；附錄五是漫談關於翻譯修昔底德著作的幾個問題。

修昔底德的著作的中譯本曾有謝德風先生的全書譯本[1]（商務印書館1960年初版，1978年修訂版以及此後多次重印本）和吳於廑先生的節譯本（修昔底德著作的第七卷，載《外國史學名著選》，合訂本上冊，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謝譯本主要根據華爾納（R. Warner）的英譯本（企鵝古典叢書，倫敦1956年版）。謝德風先生說，該譯本的一個優點對原文作了大膽的處理（如把部分正文內容移入腳注），以便於非專業的普通讀者。[2]不僅如此，謝譯本還特意去掉傳統章節編碼，這種做法在半個多世紀前尚可理解，如今讀者通過網絡可以隨時查閱古典著作原文，他們在閱讀謝譯本時略感不便。而我們手頭的華爾納譯本（1972年版）並未把修昔底德的部分正文移入腳注。[3]另外，謝譯本中某些譯文似還值得進一步推敲。對此，我們通常在注釋中加以提示，借以引起讀者的思考。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也參考了以上兩種中譯本，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本書初版和第二版的翻譯工作由本人主持。[4]初版至今13年來，譯者廣泛搜集和征求有關專家和各方讀者的意見和建議，修訂工作未曾間斷，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使譯文質量不斷提高。此次修訂，重新撰寫了序言，逐字逐句校閱，改正一些錯誤，並且增加了16幅插圖。訂正之處超過2000處。[5]在本書翻譯和修訂過程中，南開大學王敦書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易寧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徐曉旭教授和南京師範大學祝宏俊教授對於本書的修訂提出了很好的建設性意見；北京師範大學劉林海教授、徐曉旭教授在國外訪學期間，還不辭辛勞，多方搜集新近出版的文獻資料，有助於把握部分譯文原意；譯者多年前在北京大學希臘研究中心搜集相關資料時，得到彭小瑜教授的大力支持；首都師範大學晏紹祥教授、復旦大學黃洋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劉瑋博士也在百忙之中提供圖書資料；尤其是僑居修昔底德故鄉的井玲教授不辭辛勞，多方搜集並提供了不少難得的資料；郭濤博士通讀了序言並且執筆第四節；國家圖書館解曉毅副研究員、河南信陽師範學院陳思偉副教授、福建泉州師範學院陳彬強副教授等也在資料收集和書稿校訂中均多所貢獻；宋吉科、劉峰兩位高水平讀者奉上他們的研讀本書的筆記，對於提高譯文的質量皆大有助益；我的愛妻黎冬梅多年來對我的工作始終不渝地支持，在此一並致以最誠摯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