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死亡筵席（第6/12頁）

至少在這個時刻，希特勒終於意識到，結束的時間到了。就像通常所做的那樣，一旦他在長時間的搖擺後做出了一個打算，他就會立即把這個決定果斷地付諸實施。他急忙讓人在午夜裏把那間小的地圖室布置成婚姻登記處。曾有一名負責婚姻登記的官員，在戈培爾的黨部辦公室工作過一段時間，經過尋找，發現他在駐守在附近的一支人民沖鋒隊裏服役，馬上派了一輛坦克去把他找來，請他為領袖和愛娃•布勞恩主持婚禮。在場的證婚人有戈培爾和鮑曼。至於形式，鑒於當時的特殊情況，這對新人懇求舉行戰時婚禮，並隨即聲明，他們兩人是“純亞利安人種，沒有遺傳性疾病”。

請求得到準許後，登記官員面向當事人希特勒和愛娃•布勞恩，問他們結婚是否出於自願。兩人點頭說是的，然後他宣布該婚禮是按照法律進行的，“程序合法”。在證書上簽名時，愛娃•布勞恩沒有搞清楚，所以先是寫上了她的少女名字，可突然回過神來，又把“布勞恩”的第一個字母B擦去，寫上“愛娃•希特勒，娘家姓布勞恩”。接下來，他們走回自己的房間，和克萊勃斯將軍、布格道夫將軍、幾名副官、馮•貝洛上校，以及幾名女秘書一起喝上一杯，共同回憶逝去的歲月。希特勒結婚的消息剛傳開來，被安頓在地下避彈室上層的幾個人，也決定學元首的樣。當天夜裏，舉行了多場婚禮，宣傳部的國務秘書維爾納•瑙曼博士充當了婚姻登記官。

產生先結婚再雙雙自殺的愚蠢念頭，似乎是因為希特勒害怕會躺在不合法的臨終床上，也許表明了他終於必須屈服的時刻已經到來。作為領袖，他多次聲明，不可以與任何一個人建立私人間的聯系：他認為按自己扮演的角色來看，他會被塑成塑像，而塑像是不允許以有家室的面貌出現的。現在，他放棄了這一要求，同時也相信了，他那特殊的天職也是由命運所決定了的。確實，他在婚禮上對大家說，民族社會主義的思想已經完了，而且永遠也不會再次興起。對於死亡，他泰然面對，把它看作是一種解脫。然後他離開大家，去口授他的遺囑。

他口擬了他的政治遺囑和私人遺囑。政治遺囑中，充斥著對自己過錯的開脫，對“或是猶太人出身或是代表猶太人利益的政治家們”的控訴，和對同樣“失去理智和意志軟弱者”的譴責，是他們對自己的事業搞了突然襲擊。他再一次重申他留在帝國首都的決定，並在那兒“自願地……選擇死亡”。他決不想落入可惡的“敵人之手，他們需要一個新的、由猶太人所導演的戲劇，來取悅被他們煽動起來了的民眾”。

他任命海軍元帥卡爾•鄧尼茨為他的接班人，擔任國家和德國國防軍的領導人。有人告訴他，說海軍中有一種拼死也不投降的榮譽觀念，因此他同時給後者一項任務，就是在他死後也要繼續戰鬥下去，直到滅亡。他把戈林和希姆萊開除出黨，撤銷了他們的所有職務。他委任了新的帝國政府，由戈培爾擔任總理，馬丁•鮑曼任黨務工作部長。最後，他呼籲所有的德國人要忠誠和順從，“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息”。在最後一句話中，他再次提及精神病患者般的強迫觀念，這個確確實實存在於他頭腦中的不散幽魂：“我要特別責成國家的領導人和下屬們嚴格恪守種族法律，無情地抗擊世界各國人民的毒害者——國際猶太人。”

希特勒的私人遺囑要簡短得多。他在遺囑中對自己做出的決定做了解釋，“娶一個姑娘為妻，她與我建立了多年的真誠友誼，並自願在這座城市幾乎已遭圍困之時來到這裏，為的是與我共同面對生死”。另外，他對如何分配他的私人財產做了說明，並委任“我最忠實的黨內同志馬丁•鮑曼”為遺囑執行人。遺囑的結尾寫道：“我本人和我妻子不願受撤職或投降的羞辱，選擇了死亡這條道路。我們的共同意願，是立即在這兒火化，在這個我為我的民族服務了十二年之久，絕大部分的日常工作都在這兒完成的地方。”還在當天下午，就派出了三名信使，他們各帶一份結婚證書的副本和希特勒的遺囑，一名到鄧尼茨處，另一名到陸軍元帥舍爾納那兒去，第三名前往慕尼黑的黨的中央所在地。

其中一名信使，德國通訊社的官員海因茨•洛倫茨在離開地下避彈室前，戈培爾把一份匆忙寫好的“元首政治遺囑附件”交給了他。在附件中，戈培爾說明了他為什麽決意留在柏林。出於人之常情的緣故，他說“他永遠也下不了決心，在這危急的時刻留下元首一個人”。在這處處都“譫妄背叛”的情況下，至少應該有幾個人“無條件地，就是死也要忠實於他”。他認為，元首可以被看作是為德國人民鞠躬盡瘁的一個榜樣。附件最後寫道：“出於這個原因，我與我的妻子，也代表我的孩子們——他們尚年幼，還不能表達自己的態度，但當他們的歲數足夠大時，他們會毫無保留地同意這個決定——表明我決不離開帝國首都的決心，這一決心是不可動搖的，即使它被占領。我更願意在元首的身邊結束我的生命，如果我不能以此為元首服務，不能跟隨他去戰鬥，那麽這個生命對我本人來說，是不再有任何的價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