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推遲表決

會議又進行了一天，照舊推磨。項英有些不耐煩了：

“我認為爭來爭去已經沒有意義，有的同志發言，專談枝節專談現象，不談根本不談實質，這是主持會議的周恩來同志的責任。”他冷峻地望了周恩來一眼，“問題反而被搞復雜化了。歸根到底是路線問題，既然如此，不但在思想上解決政治上解決，而且應該從組織上解決！”

思想解決意味著批鬥；組織解決意味著改變領導，對某些人要撤職查辦。見慣不驚，會場氣氛並沒有由此而更緊張。

“我認為擺擺前線的困難，也不是不可以……”

“困難永遠都有！”顧作霖立即惡聲打斷對方，“問題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們畏懼困難，誇大困難，不去解決困難！”

“對！”凱豐像喊口號似地叫道，“我們共產黨人面前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問題是後方對前方的要求過高。”周恩來說。

“問題恰恰在這裏，”項英緊盯著周恩來，激烈地打斷他，“前線同志認為中央要求太高，國際要求太高，就等於說中央和國際的指示脫離實際。有這種極端錯誤的思想，怎麽還有決心去克服困難呢？精神先垮了嘛，”項英終於拋出了最有刺傷力的殺手鐧，“懷疑國際指示的正確性，這是什麽性質的問題？！”

“從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勝利看，我軍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可是，現在，前方同志總是完不成戰鬥任務。”顧作霖進一步補充，“主觀不努力，客觀找原因……”他本想來幾句狠的，可是他找不到更具殺傷力的投槍。

會場上，大概只有陳毅最清醒了。他側身事外，比較客觀。他深深感到權力是一種可怕的力量：既可以推行真理，也可以扼殺真理。既可以把主觀失誤說成客觀困難，也可把客觀困難說成主觀失誤。順我者升，逆我者降，這便是權力的法則。在這種時候，一切過激的言詞，一切過分的舉動，一切的無限上綱，都是革命鬥志高昂的表現，都是被鼓勵的，是造轟轟烈烈聲勢之必須，那是沖鋒陷陣時威懾敵膽的呐喊，是邁向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化的腳步聲，越過頭越好。

理論的伸縮性是無限的，運用之妙是無窮的，隨意性是可怕的：願意跟你握手，可叫與人為善；願意把你打翻，就叫不調和的鬥爭。說它輕，則輕如鵝毛；說它重，則重如泰山。

凱豐是有政治鬥爭經驗的：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他就仔細思考過了，他懂得政治鬥爭的嚴酷性。在路線鬥爭的風暴中，有人可以乘機扶搖直上，有人則被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1927年初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鬥爭，因中國國共兩黨分裂而更加激烈了。政治路線鬥爭，必然和權力鬥爭連在一起。那時，凱豐、王明、博古都看得很清楚，具有學識才華、備受歡迎和尊敬的中山大學校長卡爾·拉狄克，就是因為公開擁護托洛茨基而丟掉了校長的職位的！

在兩派激烈的鬥爭中，任何人都要考慮自己在鬥爭中要站在什麽位置上。有的考慮堅持正義和真理，有的考慮對自身的安全和發展是否有利。那時，副校長巴維爾·米夫正在中國執行特別使命，學校的管理權力出現了真空，聯共中央任命教務長阿古爾代理校長。他力圖穩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作為一個正式的校長屹立在革命歷史舞台上，便極力爭取一些有影響的學生的支持，很快就在身後集結了一大批學生，根本不把聯共黨支部書記謝德尼可夫放在眼裏。這種拉幫結派的方式使中山大學形成了兩大敵對營壘。

以阿古爾為首的教務派，以謝德尼可夫為首的支部派，很快就展開了“血戰”式的互相攻擊。許多學生不願參加這種互相詆毀、攻訐以達爭權目的的鬥爭，這就形成了學校中的第三勢力。第三勢力又成為雙方爭奪的對象，學校成了“不似流血，勝似流血”的戰場。直到米夫回到中山大學，兩敗俱傷的內耗戰仍在繼續進行。王明因陪同米夫回國而沒有卷入，所以他對學校的形勢看得比較清楚。他建議米夫把握住第三勢力，聯合支部派搞垮阿古爾的教務派，從而為米夫擔任中山大學校長鋪平了道路。

在米夫看來，這是一個很高的策略：因為互相指責的兩派，並無嚴格的是非，第三勢力傾向哪一方，哪一方就會取勝。如果米夫把第三勢力投向阿古爾一方，把謝德尼可夫打倒，恰恰穩固了阿古爾代理校長的地位，後來的正式校長就是阿古爾而不是他米夫了。

王明不但向米夫提出了解決學校混亂的高明的策略，而且是第三勢力的爭取者組織者，他成為米夫的得力助手和主要心腹就不是偶然的了。

凱豐那時並不處在舉足輕重的地位，但他洞察了這場鬥爭的來龍去脈。由米夫、王明組織起來的第三勢力的核心，便形成了後來“反對派”稱之為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這二十八個人是哪幾個，說法不一，帶有某些隨意性和流動性）這一同盟式的集體。無論對於中山大學、對於中國共產黨本身，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凱豐便是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1]他和博古一樣，崇拜米夫、敬佩王明，相信共產國際無比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