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軍事與政治

拿破侖是軍事家，但首先是政治家，如果兩者不能兼有，就無法成為權力的象征——法國的皇帝。軍事家只能是政治家用以達到政治目的的手中利劍，而不是揮舞這柄利劍的人！林彪能做到既是利劍又是握劍的、獨立自主的最高統帥嗎？三軍團也是主力中的主力，他們是紅軍的兩只鐵拳，彭德懷不僅比他資歷深，而且指揮才能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都是軍事家，卻不見得都是政治家。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充分表現出林彪比彭德懷更懂得什麽是政治！

彭德懷的“萬言書”無疑是反映了真實情況的，甚至說得還沒有實際情況嚴重。但問題卻不在於事實，而在於方式、在於時機。大躍進中的失誤，毛澤東也是清楚的，甚至知道得比彭德懷提出的還要清楚得多。開廬山會議就是尋求糾正嘛，就是請各位“神仙”，獻計獻策各祭法寶以渡難關嘛。彭德懷的弱點在於只著眼於國內經濟狀況，而忽略了當時的國際鬥爭，忽略了政治，忽略了毛澤東的心理因素。那時候，斯大林已經逝世五年了，在毛澤東當時的觀點看來，蘇聯已經變修了，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的代表，革命的紅星已經從克裏姆林宮上空隕落了，而引導世界革命的大旗應該高擎在中國共產黨也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手上，馬、恩、列、斯、毛的座次早已排定了！

當中國舉起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時，幾乎所有中國公民都認為，代表世界革命方向的真正的馬列主義大旗，只在中國的土地上高揚。現代修正主義成了世界革命的主要危險。彭德懷，你的眼睛怎麽能只盯在餓死幾個人的小事上而忘了國際國內的大局——帝、修、反呢？在赫魯曉夫的眼裏，中國的三面紅旗無非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和經濟建設上的幼稚病。在這裏，倫敦大學的美籍教授斯圖爾特·施拉姆作過這樣的論述：

如果說赫魯曉夫已經、或者很快就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對歐洲和美洲更為了解的話，那麽他對中國人的心理卻顯得比斯大林還要無知。中國人也確實給了他一些抱怨的口實。那過於倉促建立起來的人民公社以及他們企圖大規模地組織經濟和社會生活多方面的嘗試，都造成了混亂，而且最終造成了災難性的經濟衰退。不管怎樣，中國人堅持他們的政策，而且不顧蘇聯的強烈反對，堅持宣稱已經找到走向共產主義的捷徑（只在兩點上作了有限的讓步）。在赫魯曉夫以及毫無疑義在大多數的蘇聯公民看來，中國是在浪費蘇聯給他們的寶貴人力物力……

所有這些情況說明赫魯曉夫的惱怒是可理解的，但是，他的反映應是以兩個大錯誤為特征的：一方面，他故意肆無忌憚地嘲笑人民公社；另一方面，他最終發展到利用經濟壓力作為迫使中國人就範的手段。其結果是重新燃起了毛對過去歐洲人狂妄自大的憎惡……

由於毛把他的威望押在成立公社從而一舉克服中國落後狀態上面，這無疑使毛對赫魯曉夫嘲笑公社並竭力利用中國的經濟困難撈取政治資本的做法更為敏感。在1958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六中全會上，宣布了毛不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候選人的決定，這肯定不是偶然的。這次全會也是一個標志，它向這樣一種認識邁出了勉強的一步：即承認不可能在一夜之間一舉躍入共產主義……

誠然，毛澤東保留了黨的主席身份以及他作為中國革命富有魅力的最高領袖的特殊地位。可是，從此以後，當北京的經濟政策在1959年和1960年漸漸趨於合理化並更加謹慎時，毛則主要專心於外交事務。事實證明大自然和技術比他想象的更難屈從於他的意志。現在，他要讓中國的敵人——公開的敵人“美帝國主義”以及更為陰險的敵人“現代修正主義”來服從他！

這就是當時的廬山會議前後的大背景，這時候，既需要糾正工作中的錯誤，更需要充分肯定“三面紅旗”的偉大正確及其取得的重大成就，因為這是當時反帝反修的需要，是維護毛澤東同志崇高威望的需要，而糾正工作中的失誤只能在一定的場合和能夠承受的範圍裏進行。政治鬥爭需要，這便是真理。該說假話的時候就應該說假話，彭德懷似乎忽略了這一點，林彪卻具有透視歷史縱深的政治眼光。

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林彪懂得：在領袖面前，即使有獨到的卓見，也要造成這是從領袖的旨意中獲得啟發的印象，從而給領袖以無人比他更高明的安全感。“青梅煮酒論英雄”時的劉備，一聽曹操把他當英雄看待，嚇得筷子掉到地上，不是很耐人尋味嗎？

林彪並不是沒有反對過毛澤東，而且公開地反對過。在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領導地位均沒有穩固的確立，只是進入了領導核心。代替博古負責中央領導的是張聞天，代替李德在軍事上有最後決定權的是周恩來。後來，由於毛澤東提議成立新的三人團來全權指揮軍事，在渡烏江前，中央才決定以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成立三人指揮小組，毛的地位仍在周恩來之後。1935年1月28日，土城戰役失利，被迫一渡赤水；1935年3月15日，攻打魯板場失利，於3月16日又第三次西渡赤水。雖然後來把四渡赤水當成毛澤東軍事指揮上的傑作，但是當時的林彪並不滿意。他認為這種連打敗仗之後近似故弄玄虛式地把部隊拖來拖去未必高明，本可以搞得更好。為什麽非要四渡？三渡行不行？會不會有比四渡更好的擺脫敵人的辦法？如果不囿於傳統說法，那是可以展開爭論的。所以林彪提出改換三人團的領導成員，由彭德懷來代替毛澤東，這裏邊應該說是稍有心機的：也許進入決策圈的不是彭而是他林彪。這種反對的時機，選得很是時候。此時毛澤東正曲高和寡，也最為民主容人，而且只是從作戰指揮上提出意見，而不是從政治上否定，所以並沒有動搖毛澤東對林彪的信任。這種公開的用書信提出的方式，更增加了人們對他“光明磊落不搞陰謀”的印象。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形成凡是對毛提意見就是大逆不道的“凡是”觀點。那個時候即使“左”得怕人，卻還懂得在某個問題上反對誰（即使反對錯了）是黨員應有的權利。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敢於直言是黨性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