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博古的推理

博古恍恍惚惚地坐在去莫斯科的火車上，嚴寒封鎖了蒼茫的西伯利亞大地，茂密的黑壓壓的森林，急速地向後奔去。無邊無際的荒野，像一幅熟悉的淒慘悲涼的圖畫。

他非常奇怪，車上只有他一個人，孤獨地坐在冷硬的鋪位上，“他們都到哪裏去了？為什麽把我一個人丟在車上？啊！難道他們知道有什麽災難發生，在前邊車站下了車？為什麽不告知我？”他疑惑間，果然無邊的林海在極度恐慌中喧騰騷動起來。他聽到樹木的折裂聲，暴風雪鋪天蓋地，像憤怒的海潮咆哮而來。博古蜷起身體緊貼在板壁上，好像預防著一只猛獸向他撲擊。

荒野在呼嘯中變黑了，像是無底的深淵。一棵枝椏猙獰的老橡樹，就是他在黑海之濱療養勝地索契公園裏見到的那一棵，“它怎麽到西伯利亞來了？”他忽然發現那不是橡樹，而是一頭北極熊，張牙舞爪地向他撲來。車窗玻璃嘩啦一聲碎了，一陣冷徹肌骨的寒風直透他的胸懷……

他被凍醒了，全身顫栗不止。在馬燈昏黃色的微光裏，他看見李德在短小的竹床上躬腰屈腿輾轉反側。屋裏馬燈很暗，屋外的夜風卷起飛沙，啪啪地擊打著窗欞。

博古想起那是1926年12月初，他們一行六十多人坐在奇冷無比的列車上，沿著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線，開始了無休無止的漫漫旅行，那對他的革命意志和耐性是一種考驗。車上沒有暖氣，火車頭靠的是木柴做燃料來運行。從海參崴到莫斯科七千四百公裏，他們整整走了十二個日夜，沒有餐車，只能在火車停靠時下去買些冰冷的食品，車上連一杯冷水也喝不到。他在日記中寫道：“這是一次悲慘的旅程，但革命的熱情並未因西伯利亞的奇冷而稍減……”

人的感覺有時非常奇怪。如今，他從撤離中央蘇區到目前只有四十來天，對中央蘇區的生活竟有恍如隔世之感。反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那八年，卻歷歷如在眼前。他很想把這種奇異的感受告訴李德，但又不願打斷夢似的回憶：

在立三路線時期，他和王明因反對立三路線受了處分；後來，批判立三路線，他們兩人又成了反立三路線的“英雄”。王明赴蘇前，兩人回憶起這段鬥爭，興奮異常。在他的筆記本上，曾留下這樣一首詩：

痛苦留給你的一切，

請你細加回味；

苦難過去之後，

苦味就變為甘美……

博古每想到這首詩，總是懷著欣慰的心情：“人，是要在苦難中磨煉的。”他望著李德蓬松的亂發，心想：“這個人經過了多少人生患難啊！他現在的家在哪裏？他沒有任何親人了。一個真正的以革命為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對李德湧起一種崇敬與憐憫之情。

那時的蘇聯，雖然十月革命已過去九年，舊制度已被推翻，新秩序時常遇到困難。但是，只有蘇聯，是真誠支持中國革命的唯一盟友。博古感到克裏姆林宮上空的紅星，從遙遠的北方向他播撒著光芒！王明此時在幹什麽？也許在共產國際寬大的會議室裏高談闊論，也許在俄羅斯溫暖的壁爐旁拜讀列寧、斯大林的著作。想到此處，博古對目前的一些議論深感委屈。他在毫無折扣地執行王明的指示。因為王明的指示就是米夫的指示，米夫的指示就是第三國際的指示，第三國際的指示也就是斯大林的指示。

博古的邏輯推理是十分嚴格的：斯大林不會有錯，因此，王明也不會有錯，而他執行國際路線也不會有錯。革命的挫折，帶有客觀的必然性，誰也沒有辦法。

1925年10月7日鮑羅廷在廣州向國民黨中執委宣布中山大學在莫斯科正式成立之後，選派學生去俄國學習的消息傳遍全國，有志於革命的廣大青年，踴躍應試，僅廣州一地就有一千多人報名。

那時候，連蔣介石在蘇聯考察時的手劄中，也用恭謹的正楷寫道：“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

中山大學的成立與關閉，反映了人世間一切態勢的變幻無常。

博古還清楚地記得沃爾洪卡大街十六號那座四層樓房，房前廣大的校園裏，白雪重壓著樅樹、山毛櫸。中山大學的對面，是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六個圓形金頂給他以輝煌神聖的印象。

博古聽說，主持中山大學開學典禮的是托洛茨基。他的演說，在第一批學員中留下了良好的、鮮明的印象。那時，托洛茨基比斯大林享有更高的國際威望。“威望”，是一個可喜而又可怖的字眼，在嚴酷的權力奪爭中，它意味著：不清除別人就被別人清除。

蔣介石在他的《蘇俄在中國》中有這樣一段記述：

我同托洛茨基談話比同其他蘇聯領導人多，我發現在他們所有人當中，數他最開門見山……他鄭重其事地說：“除了蘇軍不直接參加之外，蘇俄將竭盡全力。幫助中國進行國民革命，積極提供武器和經濟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