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目標不改

界首是一個四百多戶人家的大集鎮，東臨湘水西靠大山。彎曲的街道兩旁，大多是青磚灰瓦的房屋。在窮山惡水的桂北，界首算物產豐富、生活充裕的一方寶地。正像毛澤東在江東岸所預言的那樣，這裏是籌措糧款的好地方。但是，對數萬大軍來說，這裏所能補給的畢竟太有限了。

紅軍的臨時總司令部設在鎮中一所庭院裏。院中有兩棵粗壯的楓橡樹，高大、挺拔、蒼勁，威風凜凜地高踞於房屋之上。橫空直伸的枝幹，撐起一把黃中透紅的傘蓋，蔭護著在這個院子裏繁衍生息的人們。

軍用地圖鋪展在客廳中的兩張八仙桌上。參謀部人員請首長就座。李德坐在朱德對面，博古坐在李德左首，他和李德可以用俄語流利地交談。每人面前都放著水杯，但沒有茶葉，白開水散發著蒙蒙蒸汽。

總部作戰局負責人扼要而又精確地報告著目前的戰況。形勢的嚴重性，與會者早就想到了。

這次西征，與李德最初的設想很不一樣。它並不像蘇沃洛夫率領的那支在阿爾卑斯山苦戰的大軍。那支大軍，矯若遊龍，可以指揮來去。而中央紅軍的西征並不單純是一次軍事行動，既不能大踏步前進也不能大踏步後退，更不能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它是包括中央、中革軍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在內的一次戰略轉移。不是要不要大搬家，行動本身就是大搬家，是一個“國家”的開動。

參加西征的作戰部隊有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五個軍團，總數達八萬六千余人，軍委縱隊（機關）四千六百九十三人、中央縱隊（機關）九千八百五十三人。此外，裏面還有老人、病號和懷孕的婦女，挑夫、馱騾、擔架，還有數不盡的輜重……這就是歷史上被人千百遍提起的那頂“轎子”。你可以比作背著石碾爬山，也可以比作掛著啞鈴渡海。但石碾、啞鈴是可以丟棄的，輜重也是可以丟棄的，唯獨“轎子”不能甩，必須擡。因為那是龐大的領導機構，是人不是物。

由於五次反圍剿及遠征的特殊性，最高權力領導核心集中在三個人身上。博古、李德、周恩來，這個當時被稱之為“最高三人團”的機構，握有直接指揮中央紅軍西征的全部權力。

周恩來還在湘江東岸，組織指揮中央縱隊（代號為紅章縱隊）和中央軍委縱隊（代號為紅星縱隊）迅速渡江！然而這兩個中央機關和軍委機關及下屬各部門，即使在十萬火急的命令連電催促下，仍然姍姍來遲！

歷史，具有很大的模糊性。有些事，當時看是清晰的，後來看，卻是朦朧的；有些事當時看是迷茫的，回頭看又是清楚的。“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格言，恐怕只對了一半！

如果不囿於傳統的說法，那麽關於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的許多結論性的提法，就很值得作進一步的剖析。在戰爭的棋盤上，後人都可以進行復盤深究。

1934年11月25日（夏歷10月19日），中央紅軍在湘南道縣至江華段，全部渡過瀟水。中革軍委立即發布命令：野戰軍分四路縱隊迅速搶渡湘江，通過敵人的第四道封鎖線，向全州、興安西北前進，具體部署的行進方案是：

紅一軍團主力為第一縱隊向全州以南前進；紅一軍團一個師、軍委第一縱隊、紅五軍團（缺一個師）為第二縱隊，經雷口關或永安關以南，然後根據偵察結果決定前進路線；紅三軍團、軍委二縱隊及紅五軍團一個師為第三縱隊，先向灌陽、後向興安前進；紅八、紅九兩軍團為第四縱隊，經永明向灌縣、興安前進。

26日，中央紅軍向江華、永明（今江永）前進時，廣西軍閥白崇禧一度命令他的部隊退守龍虎關和恭城，其用意是既防止紅軍也防止蔣介石軍隊進入廣西，此時湘敵劉建緒部隊尚未到達全州，紅一、三軍團主力順利地到達文市地區。

27日，中央紅軍先頭部隊紅二師和紅四師各一部在廣西的興安、全州間，突破敵人第四道封鎖線，未遇困難便渡過了湘江，並控制了界首至腳山鋪間的渡河點。此時，先頭部隊與後衛部隊前後相距一百公裏，後續部隊未能及時渡過湘江，湘、桂兩省敵軍在蔣介石嚴令下分路猛撲，志在奪回渡河點，把紅軍攔腰斬斷，擊紅軍於半渡，消滅於湘江兩岸。

於是，中國悠久的歷史上，一場空前未有的惡戰，便在湘江兩岸展開！

敵人占據腳山鋪西北一帶高山，事先已經堅工扼守。紅軍陣地全在敵人炮火射程內，卻又來不及修築堅固的工事。然而紅軍必須像一顆堅硬的釘子，釘在這裏。

紅軍以單一兵種抵抗敵人步兵、騎兵、炮兵和空軍的聯合進攻，實力上敵眾我寡，裝備上敵優我劣，地形上敵高我低。敵人有工事進退的依托，而我軍卻是倉促進入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