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 記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國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頭。

少年時，最讓我感到震撼的一首詩，並不是詩人寫的，寫詩的是一個殺伐一生，最後死在自己人槍下的中國將軍，他的名字叫作吉鴻昌。而這首詩，也第一次讓我從內心深處感到了那一代中國人，於危亡之際，怎樣痛切地看著他滿目瘡痍的祖國。

我的老家是河北，在那片土地上，八路軍中的精銳——冀中十七團、十八團曾威震幽燕，日軍的鐵蹄，也曾蹂躪過那裏每一個縣城。

今年已經97歲高齡的原河北高法孫光瑞院長，是這樣描述當年的歲月——

“5月一天，我和李玉光和張冠軍兩位區長在一個村子中開會，突然村子中來了許多鬼子和偽軍，將我們堵在一個院落之中。該院子只有一個北房，無處可藏。於是我們將文件藏在磚垛裏，把二十響頂上火，然後我對李玉光和張冠軍笑著說，今天咱交代了。就靜等鬼子上門。”

我祖母曾說過一段遠比傳奇沉重的事情。她告訴過我，“孫光瑞的部隊打鬼子，八路軍招兵，招五百人，同時就要二百五十口棺材。一仗下來，村裏各家不是軍屬就是烈屬。可再招兵，還是招多少有多少！”

槍不如人，我們的先人，就是這樣用他們的生命捍衛著今天我們能夠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尊嚴。

抗戰，是中國近現代史中第一次對外敵入侵取得全面勝利的戰爭，也是中國軍民付出代價最為慘重的一戰。

一場決定民族生死的戰爭。

一場尊嚴與信念的戰爭。

因為工作關系，薩在1999年來到日本。今天的日本，已經不復舊日“大日本帝國”的兇悍。櫻花、清酒、生魚片壽司，靜靜的小街上走過彎腰駝背的老人，老齡化社會的日本，呈現出一種後工業時代略帶蕭條的平靜。然而，走在大街小巷，依然可以看到當年那場戰爭留下的種種痕跡——都市中隨處可見的慰靈碑、墓園中大片四棱尖頂的墓碑，都在無言地述說著對那場戰爭漸漸消逝的記憶。

日本的一個左翼政治家這樣說過：“這些墓碑，比任何言辭更為深刻地警誡著日本不再走向下一場戰爭。”

促使我在日研究抗戰史料的機緣，是一次到某個佛寺訪問，偶然看到一個日軍步兵少佐的墓碑。碑文說明，這個叫福井義的日本軍官，1933年戰死在齊齊哈爾附近。

這讓我感到有些困惑。因為我的印象中，抗戰是從1937年開始的，而東北軍是一槍沒放就丟掉了東三省。那麽，這個日軍少佐1933年怎麽會“戰死”在齊齊哈爾呢？

疑惑使對歷史有些偏愛的我忍不住尋找這件事的真相。結果發現，日本陸軍少佐福井義，是1933年年初在“討伐馬占山之役”中被擊斃的。那時，正是馬占山將軍在黑龍江艱苦支撐的最後時刻。不久，這位彈盡力竭的愛國將領就被迫率部撤往蘇聯。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找到的文獻中，有日軍和馬占山將軍所部交鋒的大量史料和照片，如中國軍隊在電波狀戰壕中的堅守、雙方的炮戰、日軍的傷員、葬禮等等。顯示在日軍侵占黑龍江的過程中，中國軍隊顯然進行了艱苦頑強的抵抗。這些，都是在國內的時候不曾見到的。

而這次尋訪中，又發現另一個令我驚訝的事實，那就是日本現存的文獻中，保留了大量侵華戰爭的有關資料，包括照片，記錄，甚至實物等。有很多材料，今天讀來還栩栩如生。

比如，在日本老兵稻垣三郎回憶徐州會戰的文章中，曾提到一個“綁在機槍上的少年兵”。當時，稻垣所部依靠強大火力突破了中國軍隊在淮北某地的頑強抵抗，占領了陣地。陣地上，他們看到中國軍隊的重機槍旁邊，倒著一具少年士兵的遺體，竟是用鐵索綁在機槍的支架上。見到這樣的情景，日軍馬上叫來戰地記者拍照寫文，意圖對此加以炒作，說明中國士兵作戰是怎樣被迫的，來打擊中國軍隊士氣，並彰顯“皇軍”的正義。也許是為了增強說明效果，日軍方面特別找到了幾名在這次戰鬥中被俘的中國傷員，詢問他們是否了解“把士兵綁在機槍上作戰”這樣的事情。

幾個中國被俘傷兵說出的話，卻出乎了所有日軍的預料。

原來，這支和日軍交戰的中國軍隊（冷欣所部），是地地道道的兩淮子弟。所以此戰對他們來說，不但是衛國，而且是保家。這個“少年士兵”是一名機槍班長，他的家就在陣地後面的村子裏。戰鬥開始前，他招集陣地上的弟兄們，對大家講——要麽打退日軍，要麽戰死，丟了陣地自己無顏回家。說完，取出早已準備好的鐵索，將自己鎖在了機槍的支架上，不顧長官的勸阻，將鑰匙遠遠地拋入了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