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出生於1945年12月，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了幾個月。但從我有記憶開始，上一輩人有關“東洋鬼子”、“矮東洋”、“東洋烏龜”的回憶就不絕於耳。日本兵如何燒鎮上的房子、如何強暴“花姑娘”、“逃難”的日子如何艱難、當“良民”如何受屈辱，都在我幼小的心靈留下深深的烙印。鎮上不止一處“火燒白場”（被火焚毀的房屋廢墟）有的依然荒廢，有的已成為我們遊戲的場所，有的已被新建的房屋覆蓋，但老人們都能一一指認，哪一處是“長毛”（太平天國部隊）燒的，哪一處是日本兵燒的。

有關抗日戰爭的課文、歌曲、小說、戲劇、電影伴隨著我們這一代人成長，平型關大捷、百團大戰、奇襲陽明堡、狼牙山五壯士、白求恩，《松花江上》、《保衛黃河》、《遊擊隊員之歌》、《太行山上》、《延安頌》、《抗大校歌》，《雞毛信》、《小兵張嘎》、《鐵道遊擊隊》、《平原遊擊隊》、《敵後武工隊》、《烈火金鋼》、《野火春風鬥古城》、《地道戰》、《紅燈記》、《沙家浜》，持續不斷地加深著中國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革命群眾的英雄形象和日本侵略者、漢奸、偽軍、賣國賊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醜惡面目。

記得1957年我剛隨父母遷居上海，“日本商品展覽會”在上海舉辦，這是戰後第一次在上海升起日本國旗。據說，要不是政府防範在前，肯定會有愛國青年將它扯下。但另一種聲音也逐漸增強——要把日本軍國主義與日本人民區別開來：日本人民反對戰爭，他們也是戰爭的受害者，願意與中國友好，現在正在與美帝國主義及日本反動派作鬥爭，所以我們應該支持日本人民的反美愛國鬥爭。每年的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紀念和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的活動，中國都會派代表團參加，特別是對“日本人民反對‘日美安保條約’鬥爭”的支持更有集會、遊行等多種方式。1960年夏我在上海參加高中入學考試，作文的試題就是《給日本朋友的一封信》。

“文化大革命”期間，“反修”的口號越叫越響，“蘇修”（蘇聯修正主義）成為頭號敵人，對日本人民的支持又增加了“收回北方四島”。為了揭露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在國家幹部範圍內放映日本“反動影片”《啊海軍》、《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戰》。中學教師算是幹部，也屬觀看範圍。其中一次我正帶學生在農村勞動，接到通知專程趕回上海看半夜一場。盡管是帶著批判的眼光，對第一次看到正面顯示的日本軍容還是十分震驚。

改革開放以來，抗日戰爭的歷史事實得到更全面的發表和更實事求是的評價。我也從中學教師成為歷史專業的研究生，又成為歷史地理專業的研究人員，因而有更多機會了解歷史真相、進行專題研究、參加史跡考察。滇西抗戰五十周年時，我去雲南保山參加學術討論會，會後又考察了松山、龍陵、騰沖等戰場遺址。當最後來到國殤墓園，面對數千為國獻身的英魂時，我不能不感到慚愧和遺憾——為什麽烈士們身後寂寞了那麽長的時間？近年來，我讀到的史料更多，對抗戰的了解也更全面。但我深知，我所知還只是某些片斷，就是中國方面的記載也了解不多，何況還有日本方面及其他國家的史料？像南京大屠殺的一部分證據，就是德國、美國、英國等外國經歷者的記錄。

1997年我在日本京都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當客座研究員，發現圖書館中有不少戰時的電影資料錄像。其中一部分是由“滿映”（偽滿洲國“滿洲映畫株式會社”）拍攝的新聞短片，我全部看了一遍，這才知道我從小就開始看的“新聞簡報”原來是從“滿映”學來的。這些新聞片自然都是為日本侵略中國張目的，是為了宣傳的目的而制造的。但多少也顯示了一些事實，如日軍進攻上海時曾在愛國女中遭到中國軍隊的激烈抵抗，占領該校後，分別為“皇軍”和“國軍”陣亡者設了靈位，影片中出現了日本軍人同時向兩個靈位獻花致敬的畫面。東北的民眾在日本和偽滿的驅使下，加緊采煤，連婦女也在工廠參與裝配飛機。漢奸政權組織市民，在上海外白渡橋手持小旗夾道歡迎日本軍隊。溥儀訪日時表面受到隆重歡迎，而汪精衛的屍體用專機運回南京時一派冷清。

在日本的圖書館中還有大量相關史料，可惜因為我專業研究以外的時間太少，讀日文的速度又太慢，無法涉獵。要是我以抗戰史或近代中日關系為研究方向的話，日本方面的史料肯定與中國方面的史料具有同樣重要的地位。在與日本學者交流時，我發現，除了文化背景方面的差異外，依據的證據不同，也是造成雙方分歧的主要原因。但對方提出的相反證據，我往往聞所未聞，在以往接觸到的中國學者的論著中從未提及。2004年我在台灣暨南國際大學講學期間去霧社參觀，因為早就知道“霧社事件”或“霧社暴動”。回校後，與在該校任教的濱島敦俊教授談起，他卻列舉一些我從未聽說過的事，提出了相反的理由。如果只是對同一事實的不同理解或不同觀念，我們完全可以繼續討論，或者求同存異。但在沒有弄清事實的真相前，原則性的是非標準是毫無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