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戰（第8/14頁）

“什麽？”紮拉說，“你父親打你？”

“他是不滿意我回應的方式。那場爭吵……”我停頓了片刻，思考該如何向她解釋。“是這樣的：我上的是北弗吉尼亞一所很好的高中，那座城市生活成本很高，我們根本住不起。我初中畢業時父親帶我們搬到那裏。他希望我能受到最好的教育。那很棒，我猜，但我實在無法融入那個環境。

“那場爭吵造成了很大影響，因為有位老師碰巧聽到那個孩子說了那個詞。那個N開頭的詞[69]。那是在9·11以後，而且不是在那種城市，你明白吧？他們並不那樣看待自己。事情鬧得很大，我得到很多同情，因為我是阿拉伯裔，因為9·11，因為他說的話。我恨那一切。我不喜歡憐憫。”

“你對那個孩子做了什麽？”

“罵了幾個名字。”

“那還不夠，對嗎？”

“我父親是這麽想的。這就是他打我的原因。因為我沒揍那個小子，他侮辱了我，也間接侮辱了我的全部家人。校長似乎也以為我們是穆斯林，沒準我父親只是為這事惱火。”

紮拉低頭擺弄她的頭巾。“我父親反對我信仰伊斯蘭教。”

“這就是你信教的原因嗎？”我說，“為了氣你爸？”

她嘆了口氣，搖搖頭。

“要不是為什麽？”我說。

“我正在尋找原因，”她說，“我在參與中領悟。”

“那麽這些衣服呢？”我說，“這一整套……”我朝她攤開雙手。

她摸了一下頭巾。“這是一種承諾，”她輕聲說，“你對特別助理說什麽來著？感知即現實。”

“沒錯。”

“戴上了這個，人們會相信我對生活作出了改變。事實也如此。”她微笑道，“這很重要。”

“在軍隊裏，”我說，“這正是他們給你制服的一個原因。”

她點點頭，我們又陷入沉默。我能感到她有些恍惚。也許她的心思已經移到別的事上。我明白自己的溝通很失敗。明顯很失敗。我不知道自己還想告訴她什麽，但無論什麽，只要能讓她傾聽就行。

沉默漸顯尷尬，進而痛苦難耐。她看著我，身體放松但眼神犀利。說句話，我想，什麽話都行。如果我是在勾引她，一定知道該說什麽。

她首先打破沉默。“你告訴特別助理，9·11之後情況變得很糟，”她說，“對於你和你的家人。是真的麽？”

“是的，”我說，慶幸終於又說上了話，“如果你見到我的母親，你會以為她是白人，但我父親不同。他膚色比我更黑，而且留著阿拉伯獨裁者式的小胡子。他看上去和薩達姆·侯賽因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她說，“就像替身？”她朝我倚過來。這個簡單的動作，這個透出好奇的肢體語言，令我興奮。“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們住在埃及，你會這麽猜測嗎？”

我笑了。“他們看上去很像，尤其是留胡子的時候。他不願意刮掉。這關系到他的男子氣概。”

“這也會帶來麻煩。”她說。

“一些麻煩。”我說，“他非常固執。後來他變成了超級美國先生。他在房上掛了好幾面國旗，在汽車保險杠上貼滿了‘支持我們的軍隊’的磁貼。不過這些絲毫不能改變人們對於他長相的偏見。或者說是我們家族的長相，再加上我們帶著阿拉伯韻味的名字。尤其在機場安檢的時候。”

“可以想象。”

“不，你想象不出。因為當他們把他拉到一旁從上到下搜身時他對他們說：‘我知道你們對我有很多偏見，但是我想讓你們知道我支持你們正在做的事。你們在保衛我們美國人的自由。’聲音大得每個人都聽得見。”

紮拉難過地搖搖頭。

“說到我的母親，上帝啊。她來自一個和我父親完全不同的世界。科普特人，沒錯，但不是那種會在垃圾城市裏結婚生子的人。她青少年時代的朋友都是穆斯林，甚至有個猶太人。那些家境富裕的孩子讀法農[70]的書，討論激進的政治，長大後則面對現實生活，不少人結為夫婦。而我母親比其他所有人更激進。甚至比我的外祖母還要激進——要知道她在六月戰爭[71]前就是個徹底的共產主義者。我母親和我父親結了婚。然後他上演了‘美國人的自由’那一幕。他第一次那麽幹的時候我以為母親會殺了他。那事差點讓他們離婚。”

“為什麽沒離？”

“因為她信教。”我說。

紮拉笑了笑：“你當時怎麽想？”

“當時我十七歲，”我說，“你要知道，我父親的表兄死的時候他就在現場。他自己也被打成重傷。我從小到大，父親不厭其煩地告訴我那些人是壞人，後來他們終於惹怒了我的國家。於是父親講過的那些故事不再是瞎話了。我的父親，我想說的是，他從來不把我放在眼裏。他不是那種和藹可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