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窯中的祈禱[37]（第7/12頁）

“叛軍——你的意思是。”我說。

“他們都是叛軍。”他說。他能看出我並不贊同，情緒變得十分激動。“你，”他充滿怨恨地說，“想看看這個嗎？”

他掏出一台相機，開始翻看照片。當他找到想要的那張時，他把相機屏幕轉向我。

我準備好目睹可怕的場景，可相框裏只有一個伊拉克兒童，彎腰對著一只盒子。“那孩子正在裝炸彈，”他說，“被抓個正著。他一走我們就把炸彈原地引爆了，因為即使是豪珀特上士也不願和一個孩子過不去。”

“那孩子最多五六歲，”我說，“他不可能明白自己在幹什麽。”

“那對我有區別麽？”他說，“我從不明白自己在幹什麽。我們為什麽要出去。到底有什麽意義？這張照片是我早些時候拍的。換作現在，我早一槍崩了那小崽子。我真後悔當初沒這麽做。如果我今天抓住那小崽子，我他媽會把他吊在他父母房子外面的電話線上當練習靶，一根汗毛也不剩下。”

我不知該如何回答。

“而且，對有些人來說……”他頓了頓，“可以有很多理由判斷某個人是基地分子。他車開得太慢，或者他車開得太快。我不喜歡這個混蛋的模樣。”

和他見面後，我決定要做點什麽。和羅德裏格斯那次不同。我會盡力而為。

首先我找到他的排長，豪珀特上士。他告訴我，戰鬥心理診室已經確診那名準下士帶有“戰鬥應激反應”。這在軍中很普遍，不算是病，也不能作為把陸戰隊員撤下戰場的理由。而且，他說，盡管那名準下士言語激烈，他仍能出色完成任務，因此我無需擔心。

我去找博登和軍士長談話，得到相同的答復。我去找費爾中校，他問我是不是心理學專業的。我去戰鬥心理診室，他們告訴我，如果他們把每一個有戰鬥應激反應的士兵都送回家，就沒人留下來打仗了。“那是對待不正常事件的正常反應，”他們說，“拉馬迪充斥著不正常事件。”

最後我找到團部的牧師，一位睿智的長老會教士。他告訴我，如果我真的不怕得罪人，不如寫封電子郵件詳述我的憂慮，發給所有責任方，這樣一旦出了問題便有案可稽。

“如果只是個電子郵件，他們多半會玩推卸責任的遊戲。”

我把郵件發給了中校、博登、豪珀特，甚至還有戰鬥心理診室的醫生。沒人回信。

回想起來，那並不奇怪。那個準下士的崩潰——他同情心的喪失、他的憤怒、他的絕望——全是自然反應。他是個極端案例，但我在不少士兵身上都看到他的影子。我想起羅德裏格斯。“他們對我來說都一樣。他們都是敵人。”

在神學院裏以及畢業後，我讀了很多聖托馬斯·阿奎那[48]的著作。“感性的欲望，盡管服從於理性，但在特定的情況下，它會因為對理性禁區的渴望而抗拒理性。”這當然會發生。這種觀點顯然並不新穎，像艾克隆和博登那樣的老兵必定不會在乎。那種反應是人之常情，所以算不得問題。如果人們在重壓之下不可避免有此反應，那還算一種罪過嗎？

我在晚禱中未能尋得答案，於是我在隨身帶到伊拉克的書裏苦苦尋求幫助。“如何堅持下去啊，生活！看不見你的住所，還要將心中愛人射來的箭親手折斷。”[49]

總有聖人為我們指路。當年聖十字若望[50]被囚禁在僅能容下身軀的逼仄囚室中，每星期被當眾鞭撻，仍寫下《心靈的贊歌》。但沒人期待他會被封聖，哪怕只是提出這樣的請求也會冒犯權威。

那段時間我在一篇日記裏這樣寫道：

“我以為戰爭中至少會湧現高尚。我確信它的存在。那麽多英雄故事，至少一部分是真的。但我看到的大多是平凡的人，想要行善，卻無情地被現實擊潰——因為恐懼，因為無力抑制自己的憤怒，因為刻意維持男子漢形象和所謂的‘冷酷’。他們渴望變得比環境更強硬，因此也更為殘忍。

“然而，我感覺這片土地比我們的家鄉更為神聖。貪食、肥胖、縱欲、過度消費、享樂主義者的天堂，在那裏我們對自己的缺點視而不見。而在這裏，至少羅德裏格斯會莊重地為下地獄而憂慮。

“今夜的月色美得無法言說，拉馬迪卻是另一個世界。人們居然會生活在這樣一個地方。”

大約三周後，羅德裏格斯又找到我。那時查理連的作戰區域已經縮小到不及最初的一半。那裏依然危險，但他們的事故報告已大為減少。羅德裏格斯看上去平靜些，這讓我反而感覺異樣。我不禁想起那只裝思諾思的小塑料袋。

“我再也不相信這場戰爭了。”羅德裏格斯告訴我，“人們想要殺死你，每個人都很憤怒，你身邊每個人都瘋了，全恨不得把別人揍個半死。”他停頓了一下，目光黯淡下來，“我不知道究竟是什麽決定一個人會被殺，又是什麽讓他活著。有時候你搞得一團糟卻安然無恙，有時候你做了正確的事卻有人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