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催化劑（第5/7頁）

“你沒事吧，同志？”

“我的背。”駕駛員喘息著。

神箭手已經走開了。在這一天夜裏他已體驗了安拉夠多的恩寵。這二人導彈組扔下空發射筒，去追趕撤退中的遊擊隊，蘇軍如果前來追趕，還可能捉住他們。可事實上，蘇軍指揮官讓士兵們呆在原地不動，那唯一幸存的直升飛機則滿足於在營房上空作圓圈飛行。半小時後，他聽說隊長犧牲了。天亮會使蘇聯飛機在開闊地帶咬住他們，遊擊隊必須迅速進入巖石區。但還有一件事情要做。神箭手帶著阿蔔杜爾和三個人去尋找他打下的那架運輸機，“毒刺”導彈的代價，就是要在擊落的飛機上查出中央情報局可能感興趣的那些“零件”。

費利托夫上校寫完了他的日記。正如邦達連科指出的，他對技術資料的知識遠遠超過了人們從他的學業證書上看到的東西。在國防部高層中工作四十多年之後，米沙自學了許多技術領域的東西，從防毒衣到通訊密碼機，到……激光。這就是說，他雖不能如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樣了解理論，但也能描述在運轉中的設備，跟組裝它的工程師差不多。他花了四個小時將它全部意譯在日記裏。這份材料必須送出去。它所含的意義太可怕了。

一個戰略防禦系統的問題僅僅在於：沒有什麽武器本身自然而然是“進攻的”或“防禦的”。任何武器的性質，就象任何女人的美一樣，是存在於旁觀者的眼裏（或存在於它被指定的使用方向裏），在整個歷史上，戰爭的成功決定於進攻因素和防守因素的適當平衡。

米沙心想，蘇聯的核戰略，比西方的要有道理得多。俄國戰略家並不認為核戰爭是不可想象的。他們受的教育更具實用主義：這個問題雖然復雜，確有解決辦法——解決雖不完美，但他們同許多西方思想家不一樣，他們承認大家生活著的這個世界本來就是不完美的。自從一九六二年古巴導彈危機（招募他的人——奧列格·彭可夫斯基上校，便是在這次事件中死去的）之後，蘇聯戰略的基礎簡單說就一句話：“限制損失。”問題不在於用核武器消滅敵人，使用核武器的更大問題是，不要消滅得那麽多，以至於“結束戰爭”時找不到談判對象。占據蘇聯人頭腦的問題是要阻止敵方核武器毀滅蘇聯。在兩次大戰中各死亡二千萬人，蘇聯人飽嘗國破家亡的痛苦，再也不要戰爭了。

這項工作不容易，但它在政治上及技術上同樣有必要。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歷史是一個過程：不是已往事件的聚集，而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科學表現：它將——一定——使人類的集體認識達到一個頂點：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全人類社會的理想形式。因而一個獻身的馬克思主義者相信他的事業最後必將占支配地位，跟基督教、猶太教和回教相信死後歸天國一樣確信無疑。正如歷史上的宗教團體非常願意用火和刀去傳布他們的福音一樣，馬克思主義者的職責就是要盡快地把他們的幻想變為現實。

當然，困難在於世界上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持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觀。共產主義的“教義”把這種情況解釋為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和其它形形色色的反動勢力，他們的反抗是預料中的事——但他們的戰術不能預料。象一個賭徒事先安排好了他的賭局一樣，共產黨人“知道”他們會贏，但在情況還隱晦不清的時刻，也跟賭徒一樣不情願地承認運氣——或者更科學地說，偶然的機遇——能改變他們的神機妙算。西方民主思想缺少合適的科學外衣，也缺少共同的特質，因而使它們難以預料。

這正是為什麽東方害怕西方的最主要原因。自從列寧接管了俄國並改名蘇聯之後，政府投下數以億計地錢在西方搞特務活動。跟所有情報機構一樣，它們主要目的就是預測西方會怎樣做和能做些什麽。

但是，盡管有無數戰術上的勝利，根本問題仍然未變：蘇聯政府一再嚴重誤解由方的行動和動機。在核時代，西方核武器庫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最大威脅，抵銷這武器庫是蘇聯軍方的主要任務。但和西方不一樣，蘇聯人不認為防止它的使用就是防止戰爭。由於蘇聯人認為西方在政治上難以預料，他們覺得不能依靠威懾。他們需要有這樣的能力，當危機的威脅超過了光是打嘴仗的時候，能消滅西方核武器庫，至少是削弱它，讓它降低幾級。

他們的核武器庫便是推確地按照頭腦裏的這個任務而設計的。毀滅城市和它的千百萬居民已是輕而易舉。毀滅他們國家擁有的導彈還很不易。毀滅美國導彈曾意味著研制幾代象SS－18那種高度準確的，也是耗資巨大的火箭，它們唯一的任務就是要把美國的民兵式導彈中隊以及潛艇和轟炸機基地化為一片赤熱的灰燼。除了後者這種基地都遠離人口集中的地方，因而，解除西方武裝的一次打擊就可以輕易得手，而不必進行世界性的大屠殺。同時，美國還沒有足夠真正準確的彈頭，針對蘇聯導彈力量形成相同的威脅。這麽一來，俄國人潛在的“反擊力量”——那種對準武器而不是對準人——上就占了上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