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軍銜制度

李容阻止梁芬就韋忠之事繼續表態，梁芬於是笑笑，退坐回列。但其他官員，仍有不少陸續站起身來，跟祖約舌戰，搞得司馬鄴也拿不定主意，最後只好說：“且暫羈押，試探其心，可肯降否。”

他要真肯降順，正如梁司徒所言，可以當成招攬人心的榜樣——當然啦，朕絕不會重用這個叛徒！倘若他還是跟剛才一樣的德性，仍然心向平陽，那就只好殺了，想必群臣也不會再有怨言吧。

等到退朝之後，梁芬假意往尚書省一行，很自然地就跟李容肩並著肩，李仲思趁機壓低聲音說道：“司徒公何以不肯殺韋忠？須知殺韋忠，實乃大司馬之意也。”

梁芬聞言愣了一下，反問道：“若裴文約欲取韋忠性命，乃可自殺之，何必再押來洛陽？此非欲赦之意麽？”

李容搖頭道：“非也。天下鹹知，韋忠曾忤逆大司馬先公，則大司馬自殺之，恐人謗其假公事而報私怨，是乃押來洛陽獻俘，候天子發落。然而，若大司馬實無怨於韋忠，又何必露布作書，雲‘棄母邦而附胡後，泯天理而從奸行’？司徒公細思，此非‘棄典禮而附賊後’之套語乎？則大司馬實深恨韋忠諷其先公，乃可知矣。”

梁芬這才恍然大悟道：“我老矣，竟不能識此……多虧仲思提醒，然而，今當如何補救才好啊？”

李容答道：“適才陛前，我見荀、華二仆射，及太傅皆未有言，乃可暗示之大司馬心意，明日使三重臣皆請殺韋忠，則韋某自不可活了。”

梁芬頷首道：“如此，便勞煩仲思往說——且既是大司馬之意，不可使其好死。”

於是在李容的煽動下，第二天朝上再議此事，風向瞬間就變了，不但太傅荀組、左仆射荀崧、右仆射華恒都明確表態，應當處死韋忠，很多昨天還為韋忠求情的官員——比方說梁芬——也都緘口不言，不再硬頂。甚至於尚書梁允還提出來：“謀叛之罪，當誅三族，今韋忠無族屬可誅，不逭之罪，及其一身——請論車裂！”

有人站起身來表示異議，說：“子高（孔穿）曾諫齊王，謂車裂是無道之刑也。尚書今請天子車裂韋忠，豈非誘君為桀紂麽？！”

梁允的提議，自然是梁芬所授意的，他對此早已經做足了功課，哪兒有那麽容易就被駁倒啊，當即從鼻孔裏輕輕哼了一聲，反問道：“不知子高所諫，是哪位齊王？齊威王乎，宣王乎？抑或湣王乎？”

對方不能答，梁允就說了：“此言出自《孔叢子》，然而《漢書·藝文志》中不載其書，必乃偽托，偽托之言，豈可信之？”

梁允認為《孔叢子》乃是偽書，並非孔子八世孫孔鮒所作——因為《漢書·藝文志》遍搜當時各家著作，就壓根兒沒提過這個書名啊，而且整個兩漢，也沒見誰說起過、引用過。此書還是這些年突然間就冒出來的，首先宣揚其內容的是“王學”鼻祖王肅，而王肅以偽造、篡改經典知名，八成《孔叢子》的作者也正是這個王肅！

當然啦，雖然很多人都懷疑這一點，但沒誰真敢宣之於口，因為王肅不僅僅是前朝的經學大家，更要命他是司馬昭的嶽父……但梁允雖然不敢指責王肅，卻也敢拍胸脯說：“這是本偽書，信不得！”

隨即他便轉向司馬鄴，手捧笏板說道：“國家正刑，唯大辟與絞，然而當此時，胡寇肆虐、赤縣翻覆、先帝蒙塵、人心亂離，則非極刑不足以展示天威，震懾宵小！或以為支裂人體，過於慘痛，有幹天和，且違聖人之教，臣乃請可從商鞅之例。”

商鞅就受過車裂之刑，不過史書上記載得很清楚，他是先被殺（是戰死還是處刑，則不分明），把屍體運回鹹陽之後，才在市集上被車裂的。

車裂可以說是當時最酷烈的死刑了，更超過腰斬（淩遲則尚未“發明”出來），但非國家正刑，自漢文帝減輕肉刑以來，沒有哪個朝代再會把這種酷刑明明白白寫入律書，實際執行的次數也少之又少。因而就逐漸地產生出了認識差誤，有人覺得，所謂“車裂”，乃是“車裂其屍”，而並不是拿生人去用五輛車給活活地扯碎。

梁允因此就說了，咱們不管車裂本意究竟如何，就幹脆車裂韋忠的屍體算了，這樣既彰顯國家對叛徒的重罰，也不幹天和、壞仁心，豈不是好？

司馬鄴本人也痛恨韋忠——誰叫你昨天不拜我，不給我面子的？當即首肯。自然還會有幾名臣僚站起來諫阻，但司馬鄴環視一圈，發現自荀組、梁芬以下，重臣們都不說話，祖約還幹脆跳出來，幫忙梁允跟反對派鬥嘴，他就此才端出了天子的威勢，一拍桌案道：“朕意已決，勿復諫也！”

尚書省當天便擬制書，核準下發，將韋忠押赴東市梟首，然後以五輛牛車，支裂其屍，陳於市上示眾。洛陽士民人等，多數拍手稱快，當然也有覺得如此非刑仍然過於酷烈的，只屬於很小一部分，乃可不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