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重建元老院和卡皮托及隨之而來的諸般舉措(1144 A.D.)

早在10世紀，羅馬的元老院和人民努力奮鬥，抗拒薩克遜的奧托家族時，對於古老自由的熱愛鼓舞了一種信念，他們大聲疾呼，要恢復共和政體。每年要從貴族當中選出兩名執政官，以及10到12名平民官員，授予他們護民官的名稱和職位，但是這種源遠流長的體制經不起嚴厲的批評，很快就消失不見。中世紀的黑暗時代，有時還會發現元老院議員、執政官以及執政官之子的稱呼，來自皇帝的授予或是那些有權勢的市民僭用，表示他們的階級、地位以及純粹的貴族血統。[302]這些都是虛有其表的頭銜，並不具備實質的政府官位和職務。只不過從公元1144年起，城市的法案注明建立元老院的日期，將之當成一個光榮時代的開始。出於私人的野心或是公眾的熱情，很倉促地構建了一個新的制度。

羅馬在12世紀時，對於古老模式的和諧與組合，不可能僅由古物學家來說明，或是找出立法家來恢復。一個自由或者說是全副武裝的民族舉行集會，發出響亮的歡呼和極具分量的表決。依據法令分成的35個區部、百人連的財富和數量求得極佳的平衡、針鋒相對的演說家產生的激辯、選舉和投票按部就班的程序，這些都很難被盲目的群眾采用。他們對合法政府的操控一無所知，完全不了解可能獲得的利益。阿諾德提議要恢復和遴選騎士階層，這種做法的動機或評定的尺度在哪裏呢？[303]一個全民貧窮的時代無法用金錢來衡量騎士的資格，不需要負起民事功能的法官和租稅承包人，他們最原始的責任是服役時擔任騎兵，現在的封建領地和武士精神能夠供應出身更為高貴的人士。共和國的法律體制不僅過時無用，也不為人知。意大利的國家和族群生活在羅馬和蠻族的法律之下，在不知不覺中集合了一大群平民。有些含糊不清的慣例或是不夠完整的條文，保留著查士丁尼法典和禦法的精義。要不是執政官這一頭銜曾經被羅馬人拋棄，卻被意大利的城市接受並亂用，最後成為地位低下的外國土地上商務代理的官式名稱，他們毫無疑問會任意恢復執政官的稱呼和職務。護民官有維持正義的權力，這個代表強勢的字眼有時會妨礙到公眾的計劃，通過他卻能產生出合法的民主政體。古老的名門世家淪為國家的臣民，現代的貴族勛爵變成當權的藩王。和平與秩序的敵人經常侮辱基督的代理人，並不會長久尊敬解除武裝和神聖不可侵犯的平民官員。

12世紀的變革給羅馬帶來新的生活和時代，我們可以列舉出一些真正重要的事件，說明和證實在政治上獲得獨立的狀況。

其一，羅馬七丘之一的卡皮托山[304]大約有400碼長和200碼寬，一段百余級的石階可以直達塔爾培烏斯巖的絕頂，殘破和倒塌的建築物使懸巖都已填平，就是比較陡峭的斜坡也變得更為平緩。在羅馬建城的早期，卡皮托神殿平時是廟宇而戰時是堡壘，等到城市失去以後，神殿成為對抗勝利高盧人的據點。在維特裏烏斯和韋斯巴薌的內戰期間，雙方派兵占領、展開攻擊並惡意縱火焚燒帝國的聖地，朱庇特和眾神的廟宇化為一片焦土。後來在這個地點設置修道院並且建造住宅，堅實的圍墻以及遮陰的柱廊在時間的侵蝕下破落或毀圮。羅馬人第一個自由權利的法案是要重建卡皮托，雖然重點不是美觀，而是要用武器和計劃來落實整個地區的防務。他們經常登上這座山丘，就是最冷漠的心靈也會鼓起蓬勃的生氣效法祖先的事跡。

其二，早期的愷撒擁有鑄造金幣和銀幣的專利，把作為賤金屬的銅幣放棄給元老院，[305]出於奉承在錢幣上面盡量鐫刻各種紋章和銘記，君王對於頌揚自己的功績感到心安理得。戴克裏先的繼承人根本瞧不起元老院的阿諛之言，他們派駐在羅馬和行省的皇室官員，負起直接督導鑄幣廠的責任。意大利的哥特國王繼承同樣的特權，後來一系列希臘、法蘭西和日耳曼的王朝都比照辦理。羅馬元老院在特權喪失800年以後，重申這種體面而又賺錢的專利，自從帕斯卡爾二世越過阿爾卑斯山另找駐錫之地[306]以後，這個特權已經被教皇在心照不宣的狀況下放棄。12世紀和13世紀有些共和國的錢幣被收藏家展示在陳列櫃中，在一個金質獎章上面，鐫刻著基督像，他的左手拿著一本書，上面的銘文是“羅馬元老院和人民的誓言：羅馬是世界的首都”，反面是穿著正式服裝的聖彼得將一面旗幟授予跪著的元老院議員，盾牌上面刻著家族的姓名和徽章。

其三，隨著帝國的衰微，城市的郡守淪為普通的市政官員，然而仍舊執行民事和刑事審判最後的上訴之權。他從奧托的繼承人手中接過一把出鞘之劍，當成敘任的模式和職能的象征。出任這個崇高職位的人員僅限於羅馬的貴族家庭，經由人民選出後，報請教皇核定。他們同時向羅馬、教皇和皇帝效忠，等到三者相互對立、發生沖突以後，必定會使郡守感到困窘不知所從。獨立的羅馬人見這位服務的官員只擁有三分之一的管轄之權，就會將其辭退，轉而選出一位大公來擔任這個職位。但是這個頭銜連查理曼大帝都無法加以拒絕，對於一位市民或臣民而言太過崇高。在第一次起義的狂熱浪潮之後，他們毫不勉強地同意恢復郡守的職稱。這個事件發生後，大約過了50年，英諾森三世是最具野心、運道最好的教宗，將羅馬和自己從標志著外國領土的羞辱狀況下解救出來。他授予郡守一面旗幟用來代替一把寶劍，免除他對日耳曼皇帝所有的誓言以及服務的約束和責任。教皇任命一位神職人員負責羅馬的民政，現在即使不是紅衣主教也會很快擢升到這個階層，他的司法審判權減縮到較為狹窄的範圍，在重獲自由的年代，他從元老院和人民那兒得到公權力或公權力的行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