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舉行兩次大公會議共同的結論是教會的聯合(1438—1439 A.D.)（第2/2頁）

當他們在烏煙瘴氣的紛爭中迷失方向時，教皇和皇帝卻要謀求表面上的聯合，否則就不能達成彼此會晤的目標。公開辯駁時的頑固態度，會因為私下面對面的交談和妥協而緩和緊張的對立情勢。年邁和虛弱的教長約瑟看來已是不久於人世，臨終的交代使會議平添仁慈與和諧的氣氛，留下的空缺給充滿野心的教士帶來希望。俄羅斯的伊希多爾和尼斯的貝薩裏翁大主教主動積極的服從態度獲得榮升紅衣主教的鼓勵和報酬。貝薩裏翁在最剛開始的辯論中，一直是希臘教會熱誠而有才華的辯護士，如果他被自己的國家指責是背教者和私生子，那麽他在宗教的傳聞中，他似乎是少見而又典型的愛國志士。他之所以受到宮廷的重用，在於開始時的大聲反對和後來的及時順從。皇帝在兩位宗教助理的幫助下，使自己的論點適合當時的全盤狀況和主教的個人特質，他們也接二連三被他的權威和榜樣所感動。他們的收入為土耳其人所掌握，而他們自身則落在拉丁人手裏：僅有的教會錢財，不過是3件衣袍和40個達克特，很快花得幹幹凈凈。[120]返國的希望仍舊有賴於威尼斯的船舶和羅馬的施舍，他們窮困到這樣的地步，以致拖欠了很久應支付的債務，也許賄賂可以發揮作用，讓他們當作恩惠接受。[121]君士坦丁堡的危機和獲救，可以拿審慎和虔誠的偽裝行為作為借口，當時已經對大家暗示，凡是阻礙東西方達成協議的極其頑強的異端分子，將被遺棄在一片敵對的土地，任憑羅馬教皇進行報復或審判。[122]

希臘人在第一次私下召開的會議上，形式上的聯合計劃獲得24位成員的贊同和12位成員的反對，但是那企圖代表教長的聖索菲亞大教堂的5名十字架護衛者，卻因不合古老的紀律而喪失了資格，他們的選舉權轉移到善於奉承的僧侶、語法學家和凡夫俗子手中。君王的意志產生了一種虛偽和奴性的無異議贊同，僅不過一兩位愛國人士敢站出來表達自己和國人的意見。皇帝的弟弟德米特裏烏斯不願成為教會聯合的見證人，躲到威尼斯。以弗所的馬可誤以為自負就是良知，要與拉丁的異端斷絕一切來往，自稱是正教信條的衛護者和在世的聖徒。[123]在兩個民族的條約中提出雙方認同的方式，既能滿足拉丁人，同時希臘人又不致遭到貶損。他們對於遣詞用字很審慎地進行斟酌和推敲，直到最後那天平的橫杆微微偏向梵蒂岡一邊。雙方同意(我必須提醒讀者要特別注意)聖靈的流出來自聖父“和”聖子，如同來自一個原則和一種本質；“由於”聖子有相同的特性和本質才有這種流出；聖父和聖子的一次激發和創造使得聖靈流出。要想理解最初草案的各種條款並不那麽困難：教皇應該支付希臘人返國所需的經費；必須每年維持兩艘戰船和300名士兵用來保衛君士坦丁堡；所有運送朝聖者前往耶路撒冷的船只要停靠在該城的港口；只要希臘人提出請求，教皇應該提供10艘戰船為期一年，或者是20艘戰船為期半年；如果皇帝需要地面部隊，教皇會對歐洲的君王提出強制要求給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