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帖木兒用鐵籠囚禁巴耶塞特的狀況和說法(1402—1403 A.D.)（第2/2頁）

其四，因為處於這樣語言不通的狀況之下，一位希臘人的證詞比起一位拉丁人或阿拉伯人，受到外來的影響更為微不足道。我避而不提卡爾科科戴勒斯和杜卡斯，他們在較晚的時期享有盛名，談起這件事的時候語氣也不是那樣肯定，但是更要注意喬治·法蘭紮，他是最後那些皇帝的寵臣，生在安哥拉會戰前一年。發生這件事以後第22年，他以使臣的身份被派往穆拉德二世宮廷，這位歷史學家可能和一些資深的新軍人員談過話，他們曾經與蘇丹一起成為俘虜，說是看到他被關在鐵籠裏面。

其五，不管怎麽說，最後的證據來自土耳其的編年史，萊克拉維斯、波科克和康特米爾都曾經參考和抄錄，他們都悲嘆俘虜受到鐵籠囚禁的遭遇。土耳其民族的歷史學家還是有點可信度，他們如果不揭露國王和國家受到的恥辱，就無法指責韃靼人。

從這些對立的前提可以導出明確和合理的結論，謝裏菲汀·阿裏忠實敘述第一次見面那種誇張的談話，我感到滿意，認為沒有不妥的地方。征服者因為成功而能夠表現出體諒別人的態度，裝出寬宏豪爽的氣量，但是巴耶塞特不識時務的傲慢，使得帖木兒在不知不覺中產生疏離的心理。巴耶塞特的敵人是安納托利亞的王侯，他們的抱怨不僅讓人覺得公正，也激起憤怒之心。帖木兒提到他的安排是要牽引這位被俘的蘇丹，用盛大的凱旋行列進入撒馬爾罕。他發現有人圖謀要讓巴耶塞特找機會逃走，挖一條地道通到他的帳篷。這件事激怒了蒙古皇帝，迫使他采取嚴厲的管制手段，在班師還朝的長途行軍過程中，載運他的大車裝上鐵制的囚籠，不能將之看成是惡意的侮辱，而是一種嚴密的預防措施。

帖木兒讀到一些帶有傳奇性質的歷史著作，知道很早以前有位是他前輩的波斯國王，運用類似的方式處理被俘的皇帝，巴耶塞特就像那位羅馬的愷撒[44]一樣，應該受到譴責，要為自己犯下的惡行贖罪。但是他的心理和身體的狀況已經無法去接受審判，雖然他的早逝並非遭到不公平的待遇所致，這筆賬仍舊要算在帖木兒的頭上。帖木兒無須與死者作戰，對於一個從他的權力之下獲得解脫的戰俘，能夠賜予的東西也不過是眼淚和墳墓。如果說巴耶塞特的兒子穆薩獲得允許，統治已成廢墟的布爾薩，事實上征服者已經將安納托利亞幾個行省歸還給合法的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