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馬其頓王朝(867—1057 A.D.)（第2/8頁）

他的孫子君士坦丁七世對他的敘述過於理想，但這位生性軟弱的君王除非有真正的典範可以參考，否則要是只依據自己的行為或概念，那就不可能有很高的水平。不過，提到巴西爾名實相副的贊譽，就要拿他從放蕩的米凱爾三世所奪取的國家，和他遺留給馬其頓王朝的國家兩者之間的盛衰和興亡來進行比較。被時間和先例所認可的邪惡被他用熟練的手法加以修正。雖然他無法恢復積極進取的民族精神，但至少能恢復羅馬帝國的秩序和尊嚴。他工作時不知疲倦，能夠時刻保持冷靜，對當前的狀況有充分的理解，做出決定時積極而果斷。他在貫徹踐行時，遵守非常罕見而有益的中庸之道，要在相對的惡行之間保持相等的距離，以尋求每一種美德。他在軍中的服務只限於皇宮之內，也沒有具備武士的精神或才能。然而在他的統治之下，羅馬軍隊在與蠻族的征戰中再度所向無敵。他用紀律和訓練的力量組成一支新興的軍隊，立即親自率領他們前往幼發拉底河的兩岸，壓制傲慢的薩拉森人，鎮壓摩尼教徒的叛亂所帶來的危險。有一名叫克裏索契爾的叛徒長久以來避開軍隊的追捕，使他感到十分氣憤和懊惱，他特別向上帝祈求，希望賜予恩典讓其如願以償，有機會對叛徒的頭顱射上三箭，後來果然得到克裏索契爾可憎的腦袋，不過卻是因為他被自己人出賣，而非部隊的勇敢行為將他捕獲。於是他將這頭顱吊在一棵樹上，皇家的弓箭手三次顯露他的本領。用這種卑劣的報復行為來對付死者，是那個時代的風氣，不能完全怪罪巴西爾的性格。

巴西爾的主要成績在於政府組織的財政和法律，為了重新充實已經枯竭的財源，他計劃要取回前任浪費而錯誤的贈予，並用審慎的做法減少一半的償還金額，立即獲得12萬鎊以供急需，在厲行節儉措施之前有足夠的彈性空間。在改進稅收的各種計劃之中，他制定新模式，征收丁稅或貢金完全依靠估值人員獨斷的裁量權。大臣馬上將誠實和稱職的稅吏列出名單，但經過巴西爾親自仔細審查以後，發現只有兩個人可以被授予這樣危險的權力而能夠安全無事，但這兩個人竟然婉拒他的信任，證明他的顧慮完全正確。

皇帝不辭辛勞地努力工作，在財產和花費以及進賬和支出之間建立起很得當的平衡：撥款為國家的各種公職設立一個特別基金；擬訂公開的計劃以確保君王的利益和人民的財產；在改革奢侈生活後，他設立了兩份世襲的產業，用來供應皇家的飲宴，能夠保持應有的排場和豐盛的菜肴；臣民的稅捐全部用來加強防務，要是有剩余就用來裝修首都和行省。他愛好建築物，即使花費再多，依然獲得人民的贊許並且讓人極力為之辯護：可以扶持相關行業，鼓勵藝術的創作，達成公眾可以賺取工資或獲得歡樂的多重目標，同時他建造了道路、供水渠道和醫院等實用的建築。巴西爾下令修建數以百計的教堂，奉獻給宗教信仰的時代。

他像法官那樣一絲不苟而又公正無私，渴望拯救無辜的平民，對犯法的權貴也毫無畏懼地施加打擊，魚肉人民的官員遭到嚴厲的懲罰。但是對妨礙他施展帝王權力的仇敵，要是給予赦免難免會威脅到他的安全，經過判罪以後就剜去他們的眼睛，讓他們在孤獨和懺悔中度過余生。由於語言和習俗的改變而有必要修正查士丁尼過時的法律體系，卷帙浩繁的《法學初步》《民法匯編》《禦法集》和《禦法新編》，用希臘語摘要編成40個項目。他的兒子和孫子完成《巴西利克》的編纂，必須參考他們家族的創始者非常高明的見解。

狩獵的意外事件結束了他那光榮的統治，一頭狂暴雄鹿的角與巴西爾的皮帶糾纏在一起，將他從馬背上拖下來。一名隨從前去救助，割斷皮帶並且將鹿殺死。墜馬或者是熱病耗盡了年邁國君的精力，他在家族和人民的哀慟聲中他崩殂於皇宮。他之所以要砍下忠實臣仆的頭顱，為的是這個臣仆竟敢拔劍對付他的統治者。當他不再需要或是重視公眾的意見時，原來蟄伏在他生命之中的專制和傲慢，在最後感到絕望的時候死灰復燃。

(二)“哲學家”利奧六世(886—912 A.D.)

巴西爾一世有4個兒子，君士坦丁在父親之前逝世，悲傷的父親容易輕信別人，被奉承的騙子和空虛的幽靈利用。斯蒂芬是最小的兒子，獻身於宗教工作，滿足於教長和聖徒的榮譽，利奧和亞歷山大雖然聯合執政，卻僅將統治國家的權力交給年長的兒子。利奧六世的名號被加上“哲學家”的美稱，顯得更為高貴(公元886年3月1日)。君王和智者的結合仿佛集“行”和“知”的才華於一身，真能構成人類最完美的天性。利奧六世的表現距離這種理想的境界差得太遠。他能在理性的支配之下減少激情和欲念嗎？事實上他的一生耗費在皇宮壯麗的排場和儀典上，陷身於妻妾成群的習性和環境，甚至就是全心想要的仁慈和畢生追求的和平，都只能歸於個性上的軟弱和怠惰。他能克服自己和臣民的偏見嗎？事實上他的心靈為最幼稚的迷信所汙染，他的法律將教士的影響力和臣民的謬誤奉為神聖之事。利奧六世的神諭以預言般的風格泄露帝國的命運，完全建立在星象和占蔔的手法上。如果我們還要探索他獲得“哲學家”美稱的原因何在，只能說巴西爾的兒子與教會和國家的當代絕大多數人士相比，還不能算是毫無知識。他在學識淵博的佛提烏門下接受教導，皇家“哲學家”親自動筆寫出幾本有關世俗和教會方面的著作，也可能只是安上他的名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