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羅馬帝國遭受彗星、地震和瘟疫的天災人禍(531—594 A.D.)（第2/2頁）

(三)黑死病

不論哪個時代，全都指責埃及和埃塞俄比亞是瘟疫的淵藪和溫床。在潮濕、炎熱和停滯的空氣裏，這種阿非利加熱病從腐爛的動物屍體中產生，特別是遮天掩日的蝗蟲，在死後與生前一樣危害人類。在查士丁尼和繼承人所處的時代，致命的黑死病幾乎要滅絕地球上的人類，最先出現在佩魯西烏姆及其鄰近地區(542 A.D.)，位於塞爾波尼亞沼澤和尼羅河東水道之間。從那裏分為兩條路線，向東經過敘利亞、波斯到印度；向西沿著阿非利加海岸，深入歐洲大陸。第二年春天，有三四個月的時間，君士坦丁堡受到瘟疫的侵襲。

普羅科皮烏斯用醫生的眼光[456]，觀察發病的進展和症狀，比起修昔底德描述雅典的瘟疫，就手法和勤奮而言毫不遜色。患者宣稱有時會出現精神錯亂的幻覺，聽到一個看不見的幽靈在大聲威脅，或感覺到它在觸摸自己，立刻成為完全絕望的犧牲者。但通常多數人在家裏的床上、大街上或是工作的地方，忽然感到微微發熱，征候是那樣的輕微，從患者的脈搏和氣色無法察知即將臨頭的大禍。第一天、第二天或第三天，腺體，特別是鼠蹊、腋下和耳後的淋巴腺的腫大，等於傳出噩耗。等到橫痃或腫塊裂開，可以看到豆粒大的煤炭或黑色的物質。要是繼續發腫就會成為膿瘡，如果還可以排除體液內的病毒，病人就有得救的機會；如果始終堅硬而又幹燥，馬上會形成壞疽，患者一般會在第五天去世。熱病的發作通常伴隨著昏睡或囈語，只要身體滿布黑色的膿包或疔瘡，就是即將死亡的征候；要是體質太弱無法出疹，出血後內臟會隨之腐爛。懷孕的婦女染上黑死病是致命之症，卻有一個嬰兒活著從死去媽媽的體內被接生出來，還有三個母親在失去染病的胎兒以後保住了性命。年輕人得病的機會最大，女性不像男性那樣容易感染。不論人的地位還是職業，瘟疫一視同仁痛下毒手，幸存者當中有很多人喪失了語言的能力，等到瘟疫再次蔓延，也不保證可以獲得豁免。[457]

君士坦丁堡的醫生重視醫德，技術高超，但是這種疾病症狀復雜，來勢洶洶，使得他們無能為力。同樣的治療程序可能產生完全相反的效果，症狀變化不定，根本不能診斷病人是會死亡還是康復。葬禮的安排和墓地的使用全部是一片混亂，那些身後沒有朋友和仆人的死者，他們的屍體暴露街頭無人掩埋，或是留在空無一人的家中。有一位官員負責收攏四處零亂堆積的死屍，從陸路或水路運往離城市很遠的地點深埋起來。最邪惡的壞人看到面臨的危險和悲慘的景況，想起自己的行事也難免會產生悔恨之心，但一等到健康恢復還是會故態復萌。普羅科皮烏斯認為有些人特別受到命運或上天的照顧，就哲學的理念來說應該反駁這種說法。難道他忘記查士丁尼本人也感染了黑死病？事實上他心裏也許記得很清楚，然而皇帝的飲食很清淡，生活有節制，如同蘇格拉底所遭遇的狀況，有更為充分的道理能夠康復。[458]在他生病期間，市民的習慣上也顯示出公眾的驚慌，怠惰和沮喪使東部的都城出現蕭索的氣象。

傳染是黑死病不可分割的特性，只要有人接近患者，病毒就能借著共同呼吸的空氣進入肺或胃中。雖然哲學家不僅相信而且大為震驚，但是奇怪的是，最容易為想象中的恐懼所制服的人群，在遇到真正的危險時卻能坦然接受，毫不在意。[459]普羅科皮烏斯的市民同胞，獲得時間短暫而且並不完整的經驗，以為即使與患者親密交談，也不會產生傳染的危險。[460]這種信念可能支撐了很多辛勞照顧病人的朋友和醫生，否則，毫無人性的審慎心理將使患者陷於孤獨和絕望之中。突厥人的宿命論產生了致命的安全感，必定使傳染病的蔓延狀況更為嚴重。對於能使歐洲獲得安全的有效預防措施，查士丁尼的政府完全不清楚，對於羅馬各行省之間頻仍的自由來往，並沒有加以限制。從波斯到法蘭西，戰爭和遷移使各民族混雜在一起，很容易受到感染。瘟疫的氣息可以埋藏在一包棉花裏歷時多年，通過貿易的不當行為，被運送到遙遠的地區。

按照普羅科皮烏斯的論點，瘟疫的傳播方式是從海岸到內陸，最後才進入偏僻的島嶼和山區。那些逃過第一次瘋狂侵襲的區域，在下一年最容易受到傳染。風可能會散布這些細微的毒素，不過除非大氣的狀況適合瘟疫的留存，否則只要進入地球的寒帶和溫帶就會自動滅絕。可能是空氣的汙染非常嚴重，查士丁尼在位第15年的瘟疫暴發，始終沒有因季節的改變有所和緩或中止。最後，初期那種兇險的局面逐漸化解和消散，疫情交替平息和發作，直到經歷52年憂患歲月之後，人類終於恢復了健康，空氣還原到純凈和清新的性質。沒有保留任何資料和數據，可以用來計算或推測這次大災難的喪生人數。我只知道君士坦丁堡在3個月內，每天死亡5000人，後來又增加到1萬人，東部有很多城市留下一片廢墟，意大利一些地區的作物和葡萄全在田裏腐爛。戰爭、瘟疫和饑饉這三重災禍同時打擊查士丁尼的臣民，人口的數量明顯減少，使他的統治大為失色，狀況嚴重，地球上最美好的地區有些至今還沒有完全復原。[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