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羅馬大火引起尼祿對基督徒的迫害

尼祿當政的第10年，帝國首都遭到一場大火，為禍之烈和受害之廣都是前所未有。所有希臘藝術和羅馬功勛的紀念物，布匿戰爭和征服高盧的全部戰利品，最神聖的廟宇和最壯觀的宮殿，都被兇猛的烈火吞噬。羅馬城劃分為14個區部或地段，只有4個區部完好如初，3個區部被夷為平地，其余7個地段在經歷大火肆虐後，到處是斷壁殘垣的悲慘景象。[404]當局提高警覺，采取各種預防措施，不讓這場重大災害引起不良後果。皇家花園開放收容受難民眾，迅速搭建臨時房舍讓災民棲身，提供廉價的糧食和民生用品。從下達的詔書對市容重整和民宅建構所做的規定可以看出，羅馬當局采用了一種最寬厚的政策。正如繁榮時期通常會出現的情況一樣，羅馬大火發生數年以後，反而建造出比過去更美麗整齊的新城市。尼祿在這段期間盡量謹言慎行，裝出悲天憫人的仁慈態度，還是無法使他免於大眾的猜疑。而且把罪名加在一個殺妻弑母的兇手身上，[405]是很自然的事。身為國君，無視尊貴的地位，竟敢在劇院登台獻藝，這種人還有什麽蠢事做不出來。因而謠言到處流傳，指控皇帝縱火燒毀自己的都城，愈是荒謬的傳言愈容易迎合災民憤怒的心情。當時竟有一種聳人聽聞的說法，更是使人堅信不疑，說是尼祿欣賞他所引燃的大火，手裏彈著七弦琴，高歌特洛伊的焚毀而發思古之幽情。[406]尼祿皇帝為了轉移用專制力量也無法消除的嫌疑，決意要找一些人出來當替死鬼。塔西佗曾經這樣寫過：

因此，尼祿為了辟謠，將群眾所稱的基督徒抓來。這些人因作惡多端普遍受到厭惡，於是用各種殘酷至極的手段來懲罰他們。教派因創始人基督而得名，在提比略當政時，被代行法務官頭銜的龐提厄斯·彼拉多處死。[407]這有害的迷信雖一時受到抑制，但再度於發源地猶地亞傳播，並蔓延到首都。須知羅馬是當世最汙濁放蕩的罪惡淵藪，邪教在受到庇護之下，非常猖獗地流行開來。起初，當局將自認是教徒的人逮捕起來，繼而根據他們的揭發，有大量人員被判罪，與其說是在城市縱火，不如說是由於他們對人類的憎恨。[408]他們死於殘忍的酷刑，臨終還受到淩辱和訕笑。有些人被釘在十字架上，有些人全身縫上獸皮，讓狗撕裂。那些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人，後來身上浸著易燃物質，在夜晚點上當成照明的燈火。尼祿把自己的花園當成大型展示場所，到處是慘無人道的景象，還舉行賽車活動，皇帝親臨主持，他有時還會打扮成賽車手的模樣混雜在人群中。基督徒的罪過實在應予以嚴懲示眾，但輿論認為這批可憐蟲是死於暴君的殘酷，並非為著大眾的利益，因此群眾由痛恨轉為憐憫。

那些用好奇的眼光觀察人類變革的人，一定會注意到，尼祿位於梵蒂岡的花園和競技場，受到首批基督徒鮮血的汙染後，卻因這個受迫害的宗教的一連串的勝利，以及代表的極大的特權而變得更為名聞遐邇。就在這塊土地上，歷代教皇修建了一座比古代朱庇特神殿更為壯觀宏偉的教堂。他們從加利利海卑微的漁夫[409]手裏，獲得統治全世界的權力，所繼承的是愷撒的寶座，為征服羅馬的蠻族制定法律，把管轄心靈的統治範圍，從波羅的海推展到太平洋的兩岸。

有關尼祿的迫害活動，在此還要提出幾點意見，希望能夠解釋若幹疑點，為研究後續的教會歷史提供一些線索：

其一，後世抱持懷疑態度的學者，也不得不相信上述離奇事件的真實性，以及塔西佗這段著名記述的可靠性。前一點已經為治學嚴謹的蘇埃托尼烏斯所證實，他也提到過尼祿曾懲罰過一個新的邪惡的新興教派。[410]可為後一點做證的則有：說法雷同的古老手稿；塔西佗為文那難以模仿的特殊風格；他那可以保證自己的著作不被狂熱分子篡改的極高的聲望；還有就是那段記述的主要精神，雖然指控首批受害基督徒犯了滔天大罪，但並未提到他們有任何超乎常人的神奇能力。[411]

其二，塔西佗出生在羅馬大火的前幾年[412]，只能從閱讀史料和與人閑談中了解到幼年時代所發生的大事。他早年的生活平淡無奇，直到他的天才完全發揮出來以後才為公眾所矚目。他對高尚的阿格裏科拉出於感激之情的懷念，寫出使後人讀之深受感動而有所啟發的最早的一部歷史作品，這時他已經40歲了。他以《阿格裏科拉傳》和《日耳曼志》一試身手以後，竟令人始料未及地完成了一部皇皇巨著——自奧古斯都崩殂至涅爾瓦繼位的30卷本《羅馬編年史》[413]。涅爾瓦的仁政創造了公正和繁榮的時代，使塔西佗的晚年可以用全副精力來治史。當他進一步研究所要著述的題材之後，考慮到自己的榮譽，避免讓人作為筆誅的口實，認為與其頌揚在位帝王的德行，倒不如記錄往日暴君的罪惡。他決定以編年史的形式，敘述奧古斯都以降相繼四代帝王的行跡。要將80年的史料搜集、整理和修飾，使之成為一部不朽的名著，使每段文字都能發人深省而又栩栩如生，即使是對塔西佗這樣的天才人物而言，也要耗盡他大半輩子的心力。戰功彪炳的圖拉真在當政末期，已將羅馬的勢力擴張到古老的限制範圍以外，這位歷史學家卻在《編年史》的第二卷和第四卷中，描繪出提比略的暴政。等到哈德良皇帝繼承王位，塔西佗按照預定的進度，還來不及敘述首都的大火以及尼祿對基督徒的殘酷行為。這時候的間隔只有60年，身為編年史家，有責任要能容納當代人的各種觀念和看法。但是，塔西佗已躋身哲人之列，在悉心探討這個新教派的起源、發展和性質時，很自然地拋開尼祿時代的偏見，而以哈德良時代的看法為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