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康熙皇帝的極端手段，納蘭性德的傳奇人生

大清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九日，未滿八周歲的玄燁在聆聽了父親的遺詔後，宣誓“恪遵遺詔”，繼位為皇帝。當時，他可能根本沒聽懂遺詔裏說的究竟是些什麽東西。在那份遺詔裏面，順治皇帝歷數了自己十四條罪過，譬如，不遵守祖制，接受漢族文化習俗，過分親近漢族官員，導致滿族官員沒有心思做事等等，實際上等於用皇帝的口吻將他所做的一切全部否定了。

這份遺詔從皇帝臨死到最後定稿，中間經過了大約十多個小時。因此，有理由將其看成是孝莊皇太後和滿洲親貴們的意志，而非出自福臨的本心。

七年後，康熙七年正月，已經親政半年的康熙皇帝為父親建“孝陵神功聖德碑”，在很大程度上，將順治遺詔中對自己的批判翻轉了過來。如順治在世時，苦讀經史，廣泛涉獵諸子百家，大量選拔漢族人才，視滿漢如一體，遇文武無輕重等等，過去一股腦的罪過，如今全部變成功德，並且成為康熙皇帝執政的基本國策。此時的康熙或許已經很清楚地知道，要想治理好這個以漢族為主要成分的龐大國家，未來的自己，將要在這裏汲取很多東西，並且會比自己父親走得遠得多。

事實上，形勢使然，他們肯定都有各自的理由。我們只能說，在一種詭異的政治機制下，這種顛三倒四已經應該被看成是題中應有之義。

康熙繼位時，滿漢關系十分緊張。入主中原十八年的大清朝，基本算是站穩了腳跟。但揚州、嘉定、江陰、湘潭等一系列屠城事件，不可能不留下長久的傷痛，薙發、圈地、逃人、投充之類更是惡名昭著。順治十四年發生的江南科場案，順治十五年發生的奏銷案，順治十八年發生的哭廟案和康熙二年發生的莊廷鑨《明史》案，無不令人談而色變，使那一時期變成了一個真正血腥的時代。

收拾江山不易，收拾人心更難。而人心恰是這江山的根基，沒有人心支撐的江山，將恍如懸在半空搖搖欲墜的龐然大物，沒有人知道那大家夥會在什麽時間轟然砸下。

康熙親政時，同一職級的滿漢官員，滿族官員的級別高於漢官。譬如，滿族尚書、左都禦史為一品，漢族尚書、左都禦史則只有二品；滿族大學士為一品，漢族大學士只有五品。其他職位也全部如此。當時，同樣是尚書，漢官見到滿官時，需行跪拜大禮。稍早一點的觀察家甚至記載說：滿洲八旗的低級官吏甚或兵卒，時常會在不高興時，用馬鞭抽打高級別的漢族官員，或是飽以老拳。

康熙八年，將鰲拜打翻在地之後，康熙皇帝大權在握，立即下令將滿漢官員品級拉平。他大力宣揚滿漢一體，不僅僅停留在口頭上，實際也開始選拔漢族官員出任封疆大吏。他多次表示，自己任用官吏，只看是否賢能，不論是滿是漢。吳三桂發起三藩之亂時，以為大清朝已經沒有人可以和自己抗衡，誰知，康熙皇帝所任用的一批漢族軍政官員，卻在平息叛亂中發揮了極大作用，這顯然得益於他親政後這種一以貫之的態度和政策。

康熙十七年，平息三藩之亂的戰爭剛剛有了一點轉機，康熙皇帝便又舉重若輕地做了一件大事——這就是開博學鴻儒科，網羅天下賢才。這是在清朝歷史上極其著名的一次大手筆運作，不但大面積化解了社會矛盾和敵對情緒，而且將全國富有影響的學者幾乎一網打盡，導致文運昌盛，人才輩出，成為我國數千年歷史上的一大美談與盛事。若沒有對社會心理深邃的洞察能力、沒有偌大的心胸格局與才幹，恐怕是斷然難以做到的。

這博學鴻儒科算是康熙皇帝首創的一個玩意兒。

本來，科舉考試中沒有這麽一個名目。大唐盛世中，唐明皇李隆基在開元年間曾經開創了一個“博學宏詞科”，就是在已經考中進士的人裏面，再考選才學更高的一批人的意思。後來，因為難度太大，雖然一直在延續，卻沒有很普及。如今，康熙皇帝想出這麽一個“博學鴻儒科”來，雖然只有一音兩字之差，意思可是大不相同。“宏詞”變成“鴻儒”，意思就完全變成兩回事兒了。鴻儒者，碩德飽學之大儒也，是學問之集大成從而有很高成就者，可不是一般咬文嚼字的酸秀才。《陋室銘》曰：“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鴻儒現身，是可以蓬蓽生輝的。俗話說，“千穿萬穿，馬屁不穿”。於是，一時間，能被推薦參加這場考試本身，已經成了讀書人極大的榮耀，何況是皇帝親自主持考選。康熙皇帝一眼看透了中國文人士大夫們心裏想的那點事兒，從而設了這樣一個局，真是夠難為他的。

在為此發布的文告中，康熙皇帝認為：自古一代之興盛，必定需要天下賢才振興文化、共襄盛舉方可達成。因此，他下令，全國官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可以舉薦人才，只要品學兼優、學識卓越，不管是否已經做官，都可以在推薦之列，皇帝將親自考試錄用。隨後，一場在全國範圍內搜求薦舉人才的運動轟轟烈烈地擴展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