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康熙來了：年輕皇帝的頂層設計

大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冬至後三日，雲南竟然在隆冬時節“雷電雨雹風雪一時兼作”。按照古人的說法，這是千年罕見的災禍之兆。

恰在此時，一個名叫查如龍的人來到雲南昆明平西王府。這個人曾經做過南明弘光政權的官員。他呈遞給了吳三桂一封血書，建議吳三桂起兵造反。血書中說：“天下軍人和朝中大臣都在期待著王爺帶領他們重整河山。王爺是漢人，當年的事情出於迫不得已，今天，奪取天下的關鍵就在王爺手邊。只要您登高一呼，天下就會響應。這是千載難逢的時機。”（《清朝野史大觀》卷五，上平西血書）

這位自以為看清了天下大勢的讀書人，萬萬沒有想到，平西王爺吳三桂竟然一根繩子把他捆送到了北京。結果，此人被朝廷淩遲處死。

他可能更加想不到的是，一年以後，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吳三桂殺死大清雲南巡撫，發布反清檄文，自稱大明崇禎皇帝的三太子就藏在自己身邊，三十年忍辱負重為的只是這一天。他宣布脫離大清，建國號為“周”，自稱奉旨為“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他命令全軍剪掉辮子，改穿大明軍服，誓師直搗燕山雲雲。

吳三桂又一次面臨水深火熱的局面：只不過，前一次在山海關時，火爐上被煎熬的是他自己；而這一次，是他把他自己、他的家人部下和天下生靈一起推進了火坑。

關於康熙盛世的說法，我們已經聽得足夠多了。從某些特定的角度觀察，這種看法肯定是能夠成立的。在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帝王政治中，大約有三百多位皇帝，就他們的文化素養、政治才幹、心胸、眼光、意志力、對國計民生關注和付出的努力諸方面判斷，康熙皇帝玄燁即便不是最好的，也可以說是名列前茅或者是首屈一指的。

這樣說，並不意味著康熙時期是一個完美的時代，也不意味著玄燁本人就是一位無懈可擊的政治家。學者王家範先生曾經準確指出：大清仍然循著大明的前轍舊軌前行，在改善制度深層次缺陷、提高人民生活境遇上，即使是一代英主也有力不從心的難堪。（王家範《明清易代：一個平民的實話實說》）

有確切的證據表明，盡管康熙皇帝曾經與困擾帝國之痼疾——貪官汙吏們進行過堅定的鬥爭，但那仍然是一個貪官汙吏層出不窮的時代。玄燁是一位具有相當高學識素養的皇帝，他的科學知識可能是中國所有皇帝中最高的，但在他執政的五十多年歲月裏，並沒有能夠開創出一個科學昌明的偉大時代，並且，仍然制造過惡名昭著的文字獄。他對於國家安寧、人民福祉付出過真誠的努力，但從全國的情形看，當時人民生活遠沒有後世一些學者希望人們相信的那樣好。

從總體上看，應該說，康熙皇帝本來有可能遠遠超越於中國古代所有帝王之上，從而成為一個真正偉大的人物，但是，非常可惜，他沒有做到，他沒有能夠完成那個升華過程，沒有能夠在思想與精神層面上，給他的祖國與人民帶來任何新鮮的東西，而他其實是有條件做到這一點的。

有人曾經根據江南地區的棉花、糧食產量，應用現代數理方法推算該地區乃至中國的生產與經濟規模，甚至計算出了康熙年間的GDP與人均收入。在統計手段如此發達的今天，進行這種計算尚且存在數據采集和計算口徑上的諸多風險，對三百多年前混亂不堪的數據居然能夠進行如此大膽的推算並得出更加大膽的結論，作者的勇氣的確令人無話可說。事實誠如王家範先生所說的那樣：假如初始數據是根據收成好的年景選取出來的話，這種推算即使不能說是一堆數字垃圾，其具有多大的價值也實在令人懷疑，更不要說還有全國各地之間的巨大差異。

大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扳倒鰲拜之後不久，玄燁就命令戶部，將直隸即今日北京、天津、河北地區前明廢藩的土地全部無償交給老百姓耕種。我們知道，明朝中晚期，皇室、藩王、外戚、勛貴、宦官們曾經在上述地區巧取豪奪了大量土地，甚至一度出現了京師之外，除了道路之外，已經沒有土地可以兼並的局面。這種情形必定是以眾多百姓失去土地的深重痛苦為代價。如今，皇帝一聲令下，一千多萬畝土地無償回到了農民手中。這項政策當時叫“更名田”，是康熙皇帝玄燁真正執政後的第一項德政善舉。

在此前後，滿族人的圈地運動，包括幾年前鰲拜推行的圈換土地政策、漢人被迫投充到滿族人家為奴的現象、官府到處緝拿逃人等惡政也陸續平息下來，並最終大體退出了人們的視野。應該說，這種情形和康熙皇帝的努力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