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七、吳拒馮系投靠

15年3月間馮玉祥離平地泉宣布出國赴俄，於23日抵達庫倫。代馮出任國民軍第一軍司令的張之江卻請辭西北邊防督辦和察哈爾都統，並保李鳴鐘和鹿鐘麟繼任。北京閣議復電慰留。25日國民一軍將領一致擁護張之江，張不得已勉強主持國民一軍大計，所謂大計就是固守京畿，倘無和平辦法及正式交代，決不放棄京畿。倘欲國民軍讓步，須通過和平途徑，武力壓服決不接受。這都是國民軍中鷹派的主張。鷹派的代表人就是鹿鐘麟，他認為國民軍以前應付灤州、滄州、保定、朝陽、大同各戰線都能支撐，現在縮短了戰線，怎麽不能守一個北京城。當時國民軍的兵力共有步兵十一師，除甘、熱、察、綏留四師外，在京畿附近的有步兵七師，騎兵兩師。而國民二、三、四、五四軍殘部已完全撤至長辛店及北京西郊，實力仍完整，足可一戰，所以應該憑借掌握北京作為談和的條件。

4月1日國民軍將領在北京警衛部開緊急會議，一軍鹿鐘麟、韓復渠、鄭金聲、門致中、程奇聖。二軍弓富魁，三軍胡德甫，五軍方振武均出席，一致決議聽鹿鐘麟指揮、備戰、籌餉、謀和。一、二、三、五各軍並組聯合辦公處。

當時對北京具有威脅性的，是奉軍和直魯聯軍，這兩支軍隊都是奉軍系統，由於奉軍對國民軍有威脅性，同時由於有郭松齡聯結國民軍對奉張倒戈的一幕，所以奉張咬牙切齒派兵入關，當然要消滅國民軍以報一箭之仇。在這個時候，國民軍內部多以聯吳拒奉為改善當前困境的一著棋。由於直系巨頭曹錕在北京，也可以說在國民軍手中，如果恢復曹錕的自由，就是疏通直系之路。

和平運動本是由北京父老王士珍等組織調人團向各方疏通，奉張表示需國民軍放棄直隸、熱河、京畿三區為先決條件。這當然是國民軍無法接受的，於是國民軍乃派王乃模、何遂赴保定與吳軍先頭部隊田維勤搭線，接觸情況頗順利，田並派耿乃熙入京，會見鹿鐘麟，鹿且領銜國民軍將領公宴耿，即席表示歡迎直軍入京，駐防南苑，共同禦奉。4月9日丁春喜電鹿鐘麟，謂吳佩孚必先去段，恢復曹錕自由，才有談和余地。耿乃熙亦以相同意見告鹿。吳的條件驅段釋曹，比張作霖的退出北京和直隸，熱河要好辦得多，因此鹿鐘麟遂決心發動政變。

15年4月9日夜10時，北京警衛司令鹿鐘麟先下手為強，派出大刀隊監視電話局，斷絕通話，另派大刀隊、保安隊5000余人分守九城和交通機關，由東單牌樓起斷絕行人。以（一）金佛郎簽約。（二）屠殺學生。（三）挑撥戰爭諸大罪包圍執政府。宣布討段迎吳。段率安福系諸要員在國民軍進入執政府前逃入東交民巷。

北京警衛司令部於4月10日發布布告雲：

“為布告事，照得段祺瑞自就任執政，禍國殃民，無所不至，其最巨者，如擅定金佛郎案，槍斃多數學生，尤為國人所痛恨。其左右親信皆系安福余孽，逢奸長惡，違法營私，挑撥戰事，塗炭生靈。……本軍為國家計，為人民計，迫不得已……。並電請吳玉帥即日移師入都，主持一切。京師地方秩序，仍由軍警負責維持，合亟布告商民一體周知，各安營業。倘有造謠生事，妨害治安之徒，一經捕獲，即依法懲治，以警效尤……。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十日。總司令鹿鐘麟。”

北京政變後，段祺瑞及其親信逃入東交民巷，即令國務院發布兩則通電如下：

“十萬火急，各省區軍民長官鑒，本月九日夜半，鹿鐘麟率兵圍困府院，截斷交通，意圖危害。不特一切政務無由執行，且致首都秩序不保，市民恐怖異常。在此擾亂期間，所有捏造事實，假借名義之文件，概屬無效。各省區地方治安，均盼軍民長官妥為維持。奉諭特達。國務院。蒸一。”

“十萬火急，各省區軍民長官鈞鑒，蒸一電計達，本院暫行停止辦公，執政安全。國務院。蒸二。”

北京國務總經理賈德耀於15年4月12日通告外國駐北京的公使團，告以政變經過，內雲：

“徑啟者，頃因京畿警衛總司令鹿鐘麟，突於本月九日深夜之際率兵圍困府院，意圖危害，以致一切政務之執行，暫時陷於停頓之狀態。本總理誠恐上述事變之真相及其結果，不無足以引起貴公使及各國公使深切之注意，是以不得不說明其要點如左：

（一）現在段執政雖為在京一隅之暴力所障礙，暫時不能得使其職權，然未嘗因此而為辭職之表示。且對於全國治安業經通電訓令各省區軍民長官，本其職守，妥為維持。並嚴重聲明，在此紛擾期內，所有一切捏造事實及假借民意之電文，概屬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