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九、段祺瑞入京攝政（第3/3頁）

段並電致各省區法團雲：

“北京、天津、上海、漢口總商會，暨各省區省議會、省教育會、省總商會、省農會均鑒，照善後會議條例第六條之規定。應設專門委員會審查大會所交議案，並得出席報告及陳述意見。茲決定聘請左列各團體人員為委員：（一）省議會議長一人。（二）省教育會會長一人。（三）省總商會會長一人。（四）省農會會長一人。（五）北京、天津、上海、漢口總商會會長一人。（六）各特別區與省同，無者缺之。善後會議現定於二月一日開會，望即迅速赴京與會，並盼將赴京人員姓名及行期先行電告為盼。段祺瑞艷。”

孫中山一直反對召開善後會議，認為善後會議不能代表全國各黨派和各階層，因此不是一個解決國是的機構，所以在段祺瑞決定召開善後會議時，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就發表一項宣言，聲明對於善後會議的召開不能贊同。

國民黨的宣言如下：

“去歲十一月十三日，本黨總理公布對於時局之宣言，主張開國民會議，以解決時局，而先之以預備會議，以議定國民會議之基礎條件，召開日期，選舉方法等。預備會議之構成分子，為現代實業團體、商會、教育會、大學、各省學生聯合會、農會、工會，共同反對曹吳各軍及各政黨。國民會議之構成分子，與之相同，惟選舉方法及人數，較預備會議為繁且密，以期得真正之民意。自宣言公布以來，海內外各民眾團體，群起響應，函電絡繹，披露報端，為國人所共見。而各處國民會議促成會，更風起雲湧，進行積極。宣言所主張為人民心理之所同，於此可證。臨時執政府所召集之善後會議及國民代表會議，其國民代表會議之組織方法，未知何如？至於善後會議條件，則其組織方法，並非以人民團體為基礎，故本黨總理於一月十七日復電臨時執政府，提出兩條件：其一，善後會議加入現代實業團體、商會、教育會、大學、各省學生聯合會、農會、工會諸代表。其二，善後會議，雖可討論軍制財政諸問題，而最後決定之權，當還於國民會議。並聲明如臨時執政府能容納此兩條件，則對於善後會議，當表贊同。此為本黨總理對於臨時執政府最大限度之讓步。二十九日，臨時執政府之復電，對於此兩條件，未能容納，而本黨總理臥病未痊，未能親決庶務，故中央執行委員會仰體本黨總理意旨，議決對於善後會議，不能贊同。凡讀本黨總理十一月十三日之宣言及一月十七日之復電者，當知此決議實為本黨必然之結果。惟本黨尚有當鄭重為臨時執政府暨國民告者：本黨總理一月十七日之復電，一方表示尊重民意之堅決態度，一方表示對於臨時執政府相當讓步之精神。本黨仍守此堅決及讓步之旨，務期真正民意，得以充分表現，以為解決時局之最高機關。本黨當竭其力之所能至，以觀厥成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