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曹錕賄選

國會和議員擔當了總統選舉的主角，因此在總統未產生前，議員便奇貨可居，自高身價。而擁曹派為了要完成選舉曹錕為大總統，自然需要拉攏國會，於是眾議院議長吳景濂就成為當時的關鍵人物。

吳景濂有他個人的打算，他有意包辦大選，同時爭取在曹錕政府中任國務總理；退一步說，做不到國務總理，曹錕也會給予相當的酬報。不過擁曹派認為吳有借機勒索的企圖，所提條件是瞞天喊價，難於答應，可是又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因為在大選工作上非依賴吳不可。

在大選問題短兵相接時，有許多議員真是醜態畢露。自從所謂議員任期延長後，加上大選又逼於眉睫，因此個個興高采烈，眉飛色舞。而當時所注意和關心的問題就集中於選票的票價。和票價有連帶關系的是付款的辦法，因為賣票的怕投了票拿不到錢，買票的則怕付了錢議員們不投曹錕的票；而票價的多寡也因人因事而異，同樣是一個議員，同樣是一張票，可是喊價不同，賣價不同，成交也不同。至於付款是現款抑支票？支票是即期還是遠期？出票人是誰？銀行是哪一家？都是爭論的問題。

9月12日第一次選舉會召開，由於人數不足而流產。因此津派保派和國會中的大選派都慌了手腳，忙做一團，不知如何是好。13日晚小麻線胡同一所講究的住宅中，大選派議員召開了緊急會議，討論如何促成大選問題，當時商訂了幾個辦法：

（一）遣人分頭疏通議員，由常會再定選舉日期；

（二）電請各省督長，推定各該省國會議員一二人為代表，負責拉攏各該省代表出席；

（三）決定出席才發給出席費；

（四）津保兩派所分別接洽的各政團，應采取剛柔相濟的手腕；

（五）分派代表秘密南下，運動反直派中堅人物，予以特別待遇之條件，除了金錢上的承諾外，還答應政治上的優缺；

（六）如果以上各點進行無效，則準備出最後一途，修改《大總統選舉法》。

同時，津保派還在甘石橋114號俱樂部舉行秘密會議，討論投票議員付給票價方法。大多數主張在出席大選會的上午付款，議員收到票款後即麇集在一處，午後同乘汽車徑赴國會投票。

賄選投票，票價初步確定5000元一張，所以付款辦法如何是很重要的。投票者怕白投這一張“神聖”的選票，而付款人又怕議員拿了錢不投選票。這個問題可以說很小，亦可以說很大。據12年9月20日《北京報》專訊報導內幕說：

“各報連日記載甘石橋博物館日夜集議情形，多有出入。記者昨特走訪中立派某參議員，所得答述一一從耳聞目睹中來者，洵屬至確至近之真象。爰照錄以供眾覽：

某參議員之言曰：外間所說某日某處會議，某等實無所見聞。甘石橋梁宅每夕均有百數十議員，車馬全集，所謂籌備主任王、熊、邊等，亦每夕必到。惟若輩除吞雲吐霧，呼盧喝雉外，（甘石橋梁宅供客煙具共有二十余盤，麻雀撲克等賭具更多至不可勝數，每夕輸贏多在一萬金以上，可謂豪賭矣。）並無其他協議事件之可言。有之則自十六、七兩日晚餐於袁家花園始。此兩日所延請者，皆保派所認為可以幫忙之議員，每夕分邀四五十人。而余適於次夕與會，是晚供具極菲陋，座客幾不能下箸，且有蹙額者問有余菜否？庖人則以菜罄對，眾遂一哄而起。聚談時，熊炳琦首發言謂今夕商榷之事有二：

（一）則請大家分擔責任。（二）則我輩辦事人盡酬報之力是也。關於第一項應請各省負責，諸君實行聯絡能出席大選分子，事前開列名單，臨時勸告如約出席。至報酬一節，不妨推開後壁說亮說，每人贈送五千元。其手績則擬用銀行存折，由受款人用一圖章作為存款取款之據。惟該印鑒不存於銀行，而存於我輩辦事人手中，待選舉有結果，辦事人將各印鑒送與銀行，各人存折上再蓋同一之圖章，即可赴行取款。現請先由各省負責，諸君分頭約集同情者，分組聯合，每組將印鑒匯齊送來，則事畢矣。

言至此，王孝伯乃起為補充之言曰：外間謂弟輩辦事內部意見參差，皆系反對者挑撥作用，請諸君不必誤信流言。惟熊省長所述辦法，其中有應補充者，第一大選日應由各組首領邀集該組分子午餐，餐後即同乘汽車入場出席投票。各組首領所用之飲食車馬等費，自當如數撥付，斷不令負責人虧累。第二存款擬指定直隸省銀行，照銀行慣例，本系先付印鑒，現將印鑒暫存辦事人手中者，因期在成功後照付，萬一初次未得結果，不得徑取故也。至各組人數，並不必限定多少皆可。至此王蘭亭又起而言曰：時機緊迫，希望於中秋節前開選，請於二十日晚再集會於此，匯報各組名單印鑒，以便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