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黎元洪再作馮婦

當徐世昌宣布辭職出京後，11年6月2日北京國務院也發表一道院令雲：

“本日徐大總統宣告辭職，由國務院依法攝行職務，所有各官署公務，均仍照常進行。京師地方，治安關系重要，應由京畿衛戍總司令督同步軍統領、京兆尹、警察總監妥慎辦理，此令。”

同時又由全體國務員聯名發表通電，由周自齊領銜：

“自齊等遭逢世變，權領部曹，謹舉此權奉還國會，用尊法統，暫以國民資格維持一切，聽候接收”。

由於總統已是非法產生，因此內閣地位也是非法的，所以不敢以內閣攝行總統職權，而以“國民”資格攝行職權。

6月2日湖北督軍蕭耀南發表通電稱：

“……六年解散之國會一經恢復，東海地位在法律上失所依據，諒能敝屣尊榮，為斯民造福。中山護法曾有宣言，國會一日恢復即行引退，求仁得仁，當亦不致再事爭執。繼續統緒，舍黃陂（黎元洪）莫屬。”

吳佩孚通電雲：

“……我徐大總統敝屣十余月之尊榮，克償二十二行省之統一，奉身而退，亦屬初衷。我黎大總統遭非常之變，延垂絕之統，以公意為進退，法所當然。……”

齊燮元等15省督軍聯名通電：

“……南北之爭，實以法律問題為爭持之焦點，法統既定，一切葛藤從此立解。”

這一片迎黎的聲浪，把那位息隱天津的黎元洪說成是非出山不可的人物。其實這也是一種手法，所謂恢復法統，不過是直系軍閥一石兩鳥之計，他們左手推翻了徐世昌，右手打倒了孫中山的護法政府，然後捧出一個傀儡，建立一個直系可以一手控制的政府以達到“全國的統一”。也就是6月2日，吳景濂、王家襄同赴天津黎宅去謁黎，敦請黎復任大總統，黎說：“你們選舉曹錕為總統，事情就好辦得多了。”同日曹、吳領銜通電“恭迎”黎大總統復職。曹的參謀長熊炳琦和吳的參謀長李倬章，以及北京國務院的代表高恩洪，都到天津來迎黎。

6月3日吳景濂、王家襄通電各省軍民長官：“國會正式開會尚須時日，國家行政機關不可一日間斷，行政職權亦不便由國會兼攝，當此青黃不接之際，應如何接收職權，應候公意商榷施行。”吳佩孚立即復電：“元首未到京以前，當然由國務院攝行職權，職責所關，不得拘牽文義。”

黎元洪在一片敦促聲中，私心暗暗欣喜，正準備動身入京，重掌政權之時，6月3日突然接到浙江督軍盧永祥的反對通電，盧電雲：

“接奉徐總統冬電，獲悉元首離職赴津，無任惶惑。大總統對內為國民公仆，對外為政府代表，決不能因少數愛憎為進退，亦不容以個人便利卸責。雖《約法》上代理攝行各有規定，而按諸政治現狀，均有未合，即追溯民意往事，亦苦無先例可援。項城身故，黃陂辭職，河間代任期滿，系在國會解散復辟亂平之後，故新舊遞嬗，匕鬯不驚。今則南北分馳，四郊多壘，中樞尤破碎不完，既無副座，復無合法之國務院，則《約法》四十二條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代攝行之規定，自不適用。僅以假借《約法》之命令，付諸現內閣，內閣復任意還諸國會，不惟無以對國民，試問此種兒戲行動，何以見重於友邦？此不得不望我國民慎重考慮者一也。

傳聞有人建議以恢復法統為言，並請黃陂復任。國人善忘，竟有率爾附和者，永祥等反復思維，殊不得其解。蓋既主張法統，則宜持有系統之法律見解，斷不容隨感情為選擇，二三武人議論固不足變更法律，二三議員之通電更不足代表國會，此理既明，則《約法》之解釋援用，自無聚訟之余地。《約法》上只有‘因故去職及不能視事’二語，並無辭職條文，則當然黃陂辭職自不發生法律問題。河間為舊國會選舉之合法總統，則依法代理，應至本任期滿為止，毫無疑義。大總統選舉法規定任期五年，河間代理期滿，即是黃陂法定任期終了，在法律上成為公民，早已無任可復。強而行之，則第一步須認河間代理為不法。試問此代理期內之行為，是否有效？想國人決不忍為此一大翻案，再增益國家糾紛。如此，則黃陂復位之說，適陷於非法。以黃陂之德望，若將來依法被選，吾儕所馨香禱祝。若此時矯法以梏之，訴諸天良，實有所不忍。此不得不望吾國民慎重考慮者又一也。

邇者民智大進，今非昔比，方寸稍有偏私，肺肝早已共見，偽造民意者，已覆轍相尋，執法自便者，亦屢試不爽。孫帥傳芳刪電謂：以一人愛惡為取舍，更張不以其道，前者既失，後亂漸紛雲雲，誠屬懲前毖後之論。顧曲形終無直影，收獲焉問耕耘，設明知陷阱而故蹈之，於衛國則不仁，於自衛則不智。永祥等怵目橫流，積憂成疾，夙抱棟折榱崩之痛，敢有推枰斂手之心。臨崖勒馬，猶有坦途，倘陷深淵，駟追曷及。伏祈海內賢達，準法平情，各紓讜論，本悲憫之素懷，定救亡之大計，寧使多數負一人，勿使一人負多數！永祥等當視力之所及，以盡國民自衛之天職，決不忍坐視四萬萬人民共有之國家，作少數人之孤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