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二、天津巨頭會議

直皖戰後，北方的局勢有了改變，在此以前，北京政府無論誰任總統或是總理，北京政府只有一個“太上政府”，就是以段祺瑞個人為中心。皖系戰敗後，北京政府出現了兩個“婆婆”，一個是曹錕，一個是張作霖。任何一件事，曹錕點了頭，張作霖不點頭，事情就辦不通，而曹張之間代表直奉兩系的利益，很多問題並不協調，做“小媳婦”的北京政府就無法處理，無所適從。

尤其是靳雲鵬，他坐在國務總理椅子上，其背景既不是直系，又不是奉系，卻是垮了台的皖系，由於他的復雜身份，他在皖系便為大家所不齒，陪了笑臉生存在直奉兩系夾縫中，這日子真是太不好受了。

當時北京政府內部的問題也很多，最尖銳而突出的，是國會問題。由於皖系一手制造的安福國會已經宣布停會，北京事實上迫切地需要有一個新國會。因為廣州雖然有一個國會，可是廣州的國會是和北京唱對台的，北京政府當然不能把它恢復。所以北京政府便通令各省根據舊選舉法進行國會的改選。這一措施是在使北京和廣州的國會同時消滅，南北雙方都重新選舉。因為舊選舉法是迎合南方堅持的舊約法，這便使南方在法律問題上占了上風，另一面使南方的“護法”大旗使用不出來，豈不是可以達到和平統一的目的。

其實北京方面走著棋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因為徐世昌的大總統就是安福國會產生的，而安福國會是根據新選舉法選出來的，現在又用舊選舉法選國會議員，就是舍新存舊，就是承認徐世昌自己的總統地位為非法。同時這一措施並不能滿足南方的要求，因為南方護法的目的是恢復舊國會，並不是用舊選舉法選舉新國會。所以北京政府公布重新選舉國會議員後，南方卻置之不理。

不只是南方，皖系的封疆大吏如浙江督軍盧永祥就首先反對改選國會，其他北方各省也不熱心支持這個選舉。

在國會問題上，北京政府不只不能得到南方的支持，甚至連北方的內部也沒有協調。因此北京出現了一個怪現象，就是一直陷於沒有國會狀態中。

靳雲鵬是10年5月第三次組閣，為什麽他以一個皖系人物，竟能在皖系失敗後受到垂青呢？原來他在安福國會時代，受盡了安福系的氣，他在段祺瑞下邊，與徐樹錚積不相容，他又是張作霖的親家，所以在安福時代，靳雲鵬是皖系所排擠的人物，也因此使他在直奉兩系統治北方時，能成為內閣總理。

他這次組閣時，其政府的中心問題有二：一是謀求形式的統一，以便向國外借款，二是巧妙地運用直奉兩大勢力以平衡北京政府。

北京政府除非有力量統一，否則自外國銀行借款就不可能。事實上中國當時是分裂狀態，從什麽形式來統一，任何人也不敢武斷，外國銀行團眼光更現實和機警，自不會把錢放到一個危險的地區。所以北京政府想向外國借款，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北京政府多少年來就是靠借債度日，尤其是借外債，押鐵路、押關稅、押礦、押鹽，無所不押。如今外債不能借，內債也要惜，要借內債就要向銀行和銀團借，國內的財權都是掌握在舊交通系的手中，靳在第二任內閣時曾延攬舊交通系的周自齊為財政總長，葉恭綽為交通總長，以為依賴這兩位舊交通系的巨頭可以支持北京政府的財政。可是當時有人向靳說：周、葉故意在財政上制造困難，以迫靳內閣垮台，使交通系領袖梁士詒出任閣揆。原來周、葉認為解救財政的困難，既借不到外債，又無法增稅，唯一善策是發行內債，可是內債的債信也掃地，所以必須先恢復內債的債信。恢復內債債信勢必將一切財源先用之於整理內債。因此，很多人便認為周、葉兩位舊交通系領袖如此做，實在是想在財政上困迫靳內閣，以使其垮台。

第一次靳內閣是起於8年9月，迄於9年5月。第二次

靳內閣起於9年8月，迄於10年5月。

窮並不是靳內閣的特色，因為北京政府一直是窮的，不過在靳時代有告貸無門之苦。

10年初，北京和全國各地到處鬧窮，軍費積欠了八九個月，各省都有規模不同的兵變，而各省的軍政負責人，也都為了財政問題而傷透腦筋，向北京催款的電報似雪片一樣飛來。

10年1、2月，張宗昌所屬暫編第一師在贛西兵變，造成了江西人民巨大的損害，後來經由陳光遠派兵予以解散。湖北的宜昌和沙市也發生兵變，燒殺焚掠無所不為，且侵擾到外國商店，引起了外交團的嚴重幹涉。還有保定，本來是直系的大本營，駐軍廿三師且為直系所屬最精銳的部隊，也因欠餉而引起了兵變，這對直系顏面大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