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張勛的三次徐州會議（第5/5頁）

這個電報把他們幹涉國會、排斥閣員、威脅政府、圖謀不軌種種不法行為說成是“熱誠所激”，把公開舉行的徐州會議說成是“道路傳聞”，並且委婉其詞地教導他們，只要幹政不表面化而采取較為隱蔽的形式，仍是可以容許的。這個電報發表，就使制止軍人幹政的命令成為空文。

第二天，段另有卅電（30日）分致各師、旅長說：

“各師、旅長以治軍為專責，於國家用人行政，自不應越權參預。近閱上大總統有電，竟有該師長等聯名其中，殊背軍人之義。各該師、旅長於整頓軍隊計劃有所建言，盡可到部或派員陳述。至於私約會議，有淆聽聞，甚非國家之利，宜切戒之。”

9月30日，段在國務會議上聲明他並未預聞徐州會議。他說：

“當項城（袁）病情險惡的時候，張勛要帶五千兵到北京來，我打電報警告他說，你如果敢於帶兵到北京，我就派兵打你。同時我還電約華甫（馮），如果張勛敢於調兵北上，請他派兵和我的軍隊兩面夾攻。”

北京政府對禁止軍人幹政發表命令後，那些“唯大帥之馬首是瞻”的各省軍閥紛紛電呈不再參加會議，並且撤回了他們派往徐州的代表。冠蓋往來的徐州頓然呈現了人去樓空的冷落場面。張勛電問段，艷電是否出自總理本人的意志？回電說：“吾輩私交雖厚，公誼難容”。因此，張勛牢騷滿腹地通電有關各省說：“去河北賊易，去朝廷黨難！”盡管張勛的氣焰被壓低，徐州會議不能繼續召開，但是帝制派、政治陰謀家和投機政客仍然十分重視張勛的軍事實力，段的策士徐樹錚仍然與他密電往來，梁啟超也曾到過徐州。因此，張勛還敢於以個人名義繼續發出攻擊財政總長陳錦濤的電報。當國會提出關於徐州會議的質問案時，他還敢去電恫嚇國會說：“部下健兒閱報後，群情憤激，擬入京面較曲直，然後待罪闕廷。”

民國6年1月4日，倪嗣沖和北方各省軍閥代表到南京來向馮國璋祝壽。這一時期，北洋軍閥常借各種酬應方法接觸，祝壽便是其一。到南京祝壽的名單中，有段祺瑞的親信：

徐樹錚、靳雲鵬、吳光新、曾毓雋、丁士源等。

此後王占元的五十二歲壽誕，倪嗣沖的50整壽，都是他們交換意見的機會。而北洋軍閥們自馮國璋領銜的規勸電發出後，紛紛大做文章，什麽“擁設論”、“國會不良論”、“責任內閣制論”。這一期間的中國，沒有民意，只有軍閥們的“高見”。

6年1月7日倪嗣沖邀請到南京祝壽的代表們到徐州舉行會議，這就是第三次徐州會議。國務院聽說徐州又在開會，乃發出了三個電報，一致馮國璋，請他就近勸告各省代表取消這個會議；一致各省軍閥，請撤回他們所派的代表；一致靳雲鵬，勸其勿出席徐州會議並應迅速回京，其實，這次會議，段是暗中鼓勵的，因段系要人都參加這個會議，同時因為一般空氣都支持段，而段自己不願意蒙受驅黎或者壓迫國會的惡名，所以段希望借刀殺人，假手於一個老粗張勛。

1月9日徐州會議開幕第三天，決定了五點：一、請總統罷斥“佞人”；二、取締國會；三、擁護總理；四、淘汰閣員；五、促成憲法。

這次會議是段的勝利，因為所有的決定都有利於段。而在這個期間，研究系領袖梁啟超於1月5日抵北京，解散國會之說甚囂塵上。研究系是個溫和妥協派，現在他又和北洋實力派攜手，正如民國2年進步黨支持袁世凱一樣，梁這次入京，對府院問題主張調和，他且以調人自居。黎對梁說：“政治上總統立於高拱無為的地位，我是可以做得到的；《約法》上陸海軍大元帥之權，我是不能放棄的。”黎的意思是他可以不反對內閣制，而各省督軍在《約法》上應受大總統的管轄，不應受內閣總理的指揮而為攻擊總統的工具。

梁啟超勸段在禮貌上對總統讓步，有話盡好商量。段說：“我生平就是不會說話，不會敷衍人，不會應酬人。前天公府召宴蒙古王公的時候，我進府向總統一鞠躬，退出時又一鞠躬，筵席中我實在無話可說，這是多年生性。”

梁啟超做調人並沒有達到目的，因為段的個性既不肯敷衍，又在實權上一點不放松，面子也不給黎，黎、段之間如何能夠化戾氣為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