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張勛的三次徐州會議

袁垂危的時候，北洋系雖已四分五裂，可是段祺瑞和馮國璋卻都各有千秋，要取袁而代之，段祺瑞在北京成立責任內閣，把握了政治的主流，可是在北京有好處也有壞處，壞處是行動要受到許多牽制；馮國璋在南京行動就可以自由得多，但也有壞處，壞處是距離北京的政治中心遠了一點。

袁死前，馮國璋正在南京召開“南京會議”，馮召集這個會議的目的，是想在袁和反袁派中間，造成第三力量，以便挾袁以對付西南的護國軍，又挾護國軍以對付袁。這時袁對馮已不放心，所以他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法，派張勛督理安徽軍務，仍然駐守徐州，袁的死黨倪嗣沖為安徽省長，袁並且暗示張勛如果能驅逐馮，就派張督蘇。這一來，張、倪聯合起來搗亂南京會議，使南京會議變成無結果而散的局面。

袁死後，張勛把參加南京會議的各省軍閥代表邀往徐州開會，參加的有奉天、吉林、黑龍江、直隸、河南、山西、安徽七省代表，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山東五省代表則因旨趣不同而沒有參加，福建代表則沒有及時趕到。

這是5年6月7日，也就是袁死後的第二天，張勛發表了“保境衛民”的通電，並在招待各省代表洗塵的宴會上，向各省代表高談闊論地談到“大清朝的深仁厚澤”。6月9日，徐州會議正式開始，張勛派參謀長萬繩栻宣布《會議要綱》十條，以“固結團體，鞏衛中央”作為煙幕，骨子裏卻是想組織北洋軍閥的各省軍事攻守同盟，用以挾制北京政府對抗西南護國軍，保全他們的權力地位。不要看張勛是個老粗，他卻把握了一個最好的時機，讓自己成為當時的政治寵兒。原來袁死後，北洋軍閥們正感前路茫茫，後顧皇皇，不知道應該怎麽辦才是，他們在袁最後時期都是各為自己利益，四分五裂，怎知袁一死，他們卻感到如果不團結，北洋系便會解體，因此求生的要求就是要團結。恰好在這個時機張勛召集了徐州會議，正符合了當時的需要。

張勛代表北洋系中最頑固和守舊的一派，他和他的部下都留了辮子，這便表示他仍向往清王朝，所以他駐節徐州時，清朝的復辟派人物紛紛投奔他，把他當做了希望。袁的帝制失敗後，洪憲帝制派的人物也求張庇佑，倚靠他的保護。因此，他竟際會風雲，成為北洋系各路諸侯的“大盟主”。

段祺瑞得知張勛召集徐州會議，馬上派段芝貴秘密到徐州活動，段既然以北洋系正統自居，當然看不起北洋系中的雜牌如張勛之流，可是他既然繼承北洋系領袖，對北洋系所屬的各種雜牌軍也有拉攏的必要，所以他趕快對張勛暗送秋波。認為張勛在徐州的行動，可以牽制馮國璋，因為馮國璋才是段的對手，所以拉攏張勛便是打擊馮國璋。至於張勛呢？他本是一個妄自尊大的老粗，他對袁尚且不買帳，當然更不會把段祺瑞放在眼中了，可是張勛和馮國璋不和，為了利害，拉攏段可以抵制馮，所以也樂得和段祺瑞聯絡。

徐州會議議決了十條，是：

一、尊重清室優待條件；二、保全袁大總統家屬生命財產及其身後一切榮譽；三、要求政府依據正當選舉手續，速行組織國會，施行完全憲政；四、電勸獨立八省取消獨立，否則準備以武力對待；五、絕對抵制送次倡亂一般“暴烈分子”（指國民黨員）參預政權；六、嚴整兵衛，保全地方；七、抱定正當宗旨，維持國家秩序，設有用兵之處，所需軍械餉項，仍當通力合籌；八、擬俟國事稍定，聯名電請政府罷除苛佃雜捐，以蘇民困；九、嗣後中央設有弊政足為民害者，務當合力電爭，以盡忠告之義；十、中央實行減政，固結團體，遇事籌商，對於國家前途，務取同一態度。

這十條決議案，其實都不是各省代表的意見，也未討論或引起爭論，完全根據張勛的《會議綱要》照寫下來的。

徐州會議結束後，張勛以大盟主自居，公然發出哿電（6月20日），反對懲辦帝制禍首。電報說：

“君主、民主主張各有不同，無非各抒己見，罪魁功首，豈能以成敗為衡。……近日南方各省堅執前言，操之彌急，如果相持不下，則南北勢成冰炭，仇釁相尋，責難無已，萬一戰端再起，外人從而幹涉，竊恐瓜分之禍，不在帝制發生之日，而在共和再造之時，律以誤國之愆，必有屍其咎者，匪特公論自在人心，即勛一人斷不承認。而報紙訛傳，竟謂勛曾電政府亦以懲辦禍首為請，實系妄相揣測，不知勛素持公道，屢有宣言，定不隨聲附和，自相矛盾。且落井下石，既非大丈夫所為，而止沸揚湯，究與大局何益？”

這真是千古絕唱，張勛把包庇帝制禍首說成是：“公論”、“公道”；把南方反對帝制說成是“南北之爭”，更且用瓜分和誤國等名詞來威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