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府院不和黎段水火

黎元洪的一生，是幸運也是不幸，他在辛亥起義時糊塗地做了民國元勛，又在袁世凱稱帝失敗後，莫名其妙地坐上了總統寶座。袁世凱在做民國總統時，感覺到做得很不舒服，因此逐漸產生了總統不如皇帝的錯誤觀念，一念之差演成“洪憲稱帝”的悲劇。黎元洪則是在總統任內沒有過一天舒服的日子，因為黎、段之間勢成水火，遂致總統府與國務院之間也無法調和。

黎、段兩人有新仇，也有舊恨，舊恨是當黎以副總統身份兼領湖北都督時，段奉袁的密令以綁票方式來武漢，押他上火車，結束了黎在湖北的局面，從此黎在北京做了袁世凱的政治俘虜；新仇是段雖擁黎繼任總統，可是在袁死後段去見黎時，一言不發，面孔冷酷有如對待一個陌生的政敵，加上張鎮芳又從中挑撥。張鎮芳是袁臨終時四個接受顧命大臣之一，可是段祺瑞卻最瞧不起張，由於張是袁的表弟，洪憲帝制時，張在大典籌備處辦事，貪汙舞弊，所以段經常罵他是“黃帶子”、“掌櫃的”。張自然也恨段入骨。黎繼任總統後，張在黎的軍事智囊哈漢章面前放了一把野火，他說：“我們在項城（袁）的靈前討論總統問題時，老段反對黃陂（黎）繼任，是東海（徐世昌）竭力促成的。”這句話很讓黎相信，所以黎非常恨段，對徐世昌則有好感。

至於段呢？壓根就瞧不起黎，因為在清朝時，段曾做過統制（等於師長地位）、軍統（等於軍長地位）和提督，並且署理過湖廣總督，可是黎那時才不過是一個協統（等於旅長地位）；到了袁世凱時代，段則是北洋系首屈一指的大將，而黎雖是副總統，在段眼中，不過因緣時會，竊取辛亥革命果實，到北京後只是個政治俘虜；袁死後，黎的總統是段一手“提拔”起來的，如果段不支持黎，黎根本登不上總統的寶座。他在袁死的當天晚上告訴黎派來探聽消息的張國淦說：“我姓段的支持黎，就是一句話，不會讓姓黎的落空。”

因為段有這些觀念，所以完全不把黎放在眼中，黎則看段有如芒刺在背。黎、段之間便因此無法諧合。

黎接任總統後，對當時的各項問題由不問而要問，由要問而多問，他認為小事可以不問，大事必須過問，這對段是無法忍受的。段本已苦於國會給他的困擾，使他不能獨斷獨行，再加上黎元洪遇事總是掣他的肘，使他感到非常受不了。他有時向他的親信抱怨說：“我是要他來蓋章簽字的，不是請他來壓在我的頭上！”

段擁黎為總統只是叫他蓋章，這一點可以從段的秘書長徐樹錚的一句話中證實。有一天徐樹錚拿了三個人事命令到總統府請黎蓋大印，黎偶然問到這三人的出身和歷史，徐樹錚就很不耐煩地說：“總統不必多問，總理早已研究清楚，請快點蓋印吧，我的事情還忙得很哩。”黎聽了這話真是氣得頭上要冒出火來，他臉上發青地對手下人說：“我本來不要做這樣總統的，而他們竟公然目無總統！”

黎任總統後調張國淦為總統府秘書長（後來張辭職，改由丁士嶧），以林長民、賈壽坤、雷豫釗、歐陽葆真、劉遠駒、張則川、瞿瀛、施泰祺八人為秘書。軍事幕僚有哈漢章、金永多、蔣作賓等。

軍事幕僚們經常建議黎必須掌握兵權，他們的理由是：“責任內閣制是指政治而言。軍事方面總統既然是全國陸海軍大元帥，就不能不管軍事，大元帥沒有軍權，總統有什麽做的價值？”這些話黎很聽得進去，他把自己的總統地位和袁世凱做總統時候一比，覺得袁當時何等威風，自己今日何等可憐，自己雖不想大權獨攬，可是要制止軍人的跋扈擅專，則應該把軍權抓在自己手上。黎這個意圖和段完全對立。段認為袁世凱當年最大的錯誤就是成立“全國陸軍統率辦事處”以集中軍權，段的解釋是：他以內閣總理身份而掌握全國政權，又以陸軍總長身份而掌握全國軍權。段今日的地位是建築在軍事獨裁上，他之所以能控制住北洋系，就因為他有軍權，如果讓總統管軍權，他豈不是手無寸鐵，總統一紙命令就可以撤換了他嗎。所以這一點他是誓死必爭的。

當陳宦帶了一師部隊離開四川時，黎的軍事幕僚擅自打了一個電報勸陳宦自動解散軍隊，陳宦居然不向內閣請示就奉總統命而行。段為此恨黎的幾個軍事幕僚入骨入髓，他公開指哈漢章、金永炎、黎澍、蔣作賓為府中四兇。段認為黎竟然過問到督軍問題（陳宦督湘是黎所堅決主張的），以及解散北洋軍隊，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段一直要對付陳宦，“殺雞給猴子看。”

民國元年宋教仁所致力且因此而喪生的理想——責任內閣制，到了袁死後，竟在段祺瑞組閣時實現。因此，這一期間的總統府和國務院的權力，恰恰和袁時代相反，黎雖能忍讓，可是也有限度。段的強項，在袁世凱末期已表現出來，他對袁都敢使氣，何況他平素就瞧不起黎元洪，如今兩人共事，他更不把黎放在眼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