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九、楊度和籌安會

袁的帝制活動，有兩個外國才子和一個中國才子支持。兩個外國才子，一個是公府政治顧問美國人古德諾博士，一個是公府法律顧問日本人有賀長雄博士。袁搬出這兩個洋才子，是有深意的。美國博士古德諾以精通政治學聞名於世，他竟發表專文認為共和不適合中國國情，那就足以證明中國是該行帝制了；而有賀長雄主張中國改行帝制，有賀是日本法學家，日本是一個君主立憲的強國，如果中國改行帝制，則亦將步武日本為亞洲強國了。至於一個中國才子是誰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楊度。楊在袁的智囊中，代表新派，他自認是袁袖中的一張王牌，不料袁選內閣總理也好，選國務卿也好，總選不上他，他真是一肚悶氣。他擔任“漢口商場督辦”，越做越無聊，民國3年4月辭去這個督辦，回任北京的參政，由老袁的智囊一變而為太子袁克定的智囊。這時袁身邊最接近的是內史夏壽田，夏是楊的同鄉又兼同學，年少而有才名，其入袁幕也是楊所介紹。內史長阮忠樞雖是袁在小站時代的老幕僚，可是他這時鴉片煙癮很重。另一小站時代的老幕僚張一麐則專任政事堂的機要局長。袁每天一大早就到簽押房，按時到公的只有夏壽田一人，所以遇事都和夏商量，夏由此一變而為袁身邊親信，知道袁的動向和意圖。夏既是楊度所介紹，楊、夏關系自是極為接近，夏經常到楊家吃晚飯，因此夏所知道的事，楊也知道。

楊度既然對袁的意圖完全了解，乃撰了一篇《君憲救國論》，交夏壽田轉呈給袁，袁看了擊節贊賞，連聲說：“真乃曠代逸才也。”遂把這篇大作寄給段芝貴，令他秘密付印。

“曠代逸才”四字是民國3年5月袁親題橫匾贈給楊度，楊有謝恩折：

“為恭達謝忱事：五月卅一日奉大總統策令，楊度給予匾額一方，此令等因。奉此。旋因政事堂頒到匾額，賜題‘曠代逸才’四字，當即敬謹領受。伏念度猥以微材，謬參眾議，方慚溺職，忽荷品題，維祓飾之逾恒，實悚惶之無地。幸值大總統獨膺艱巨，奮掃危疑，度得以憂患之余生，際開明之嘉會，聲華謬竊，返躬之疚彌多，皮骨僅存，報國之心未已。所有度感謝下忱，理合恭呈大總統鈞鑒！”

對日問題告一段落後，就有投機政客徐佛蘇、丁世嶧等看出袁的隱衷，秘密呈請袁改行帝制，袁命夏壽田把這些意見就商於楊度。袁初意是想叫楊做一個居間人，與徐、丁等聯絡，幕後指揮徐佛蘇等組織一個研究國體問題的學術團體，並網羅一些名流參加，使這個團體能影響和領導民意，借為帝制打下基礎。袁自己既不能發號施令。也不能親自指揮，因此由楊擔任最為適當。不要楊出面，是因為楊和袁關系太深，色彩太濃，楊出面就讓人看出這是自拉自唱的戲。

可是楊卻願意親自出馬，不願做無名英雄。夏壽田轉達袁的意見，叫楊聯絡當時知名之士研究帝制問題，他於是邀請了五位有名人物，是：孫毓筠、胡瑛、劉師培、嚴復、李燮和，加上楊度自己，總共六人，後來大家遂叫他們為“洪憲六君子”。

孫毓筠的祖先是山東濟寧州人，因逃荒移住安徽壽州城外20裏的大柳樹鎮。這個逃荒者有兩個兒子，大兒子以販布發家，就是孫毓筠一房；小兒子讀書，其後人孫家鼐中了狀元，做到大學士。孫毓筠受了桐城人吳樾行刺五大臣的感召，前往東京參加同盟會，同盟會派他到南京運動新軍響應萍醴起義，不幸被捕，楊度曾竭力營救他，兩江總督端方因為他是壽州相國孫家鼐的侄孫，所以維護他，僅判五年徒刑。辛亥革命時，孫毓筠獲得自由，任江浙聯軍總部副秘收長，不久被舉為安徽都督。後來到北京去，便與國民黨斷絕了關系。二次革命後，孫一面倒向袁，先後做過約法會議議長，參政，又組織過憲政研究會。

胡瑛原名宗琬，別號經武，湖南桃源人，早年肄業於長沙經正學堂，曾與吳樾同謀行刺五大臣，到東京加入同盟會，後因在武漢參加欽知會而被捕。辛亥起義後，他跨出了牢門，自封為外交部長。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派他為山東都督，袁上台後，派他為陜西經略使、新疆青海屯墾使。他和楊度是好朋友，於民國4年5月下旬到了北京。

孫、胡兩人自二次革命失敗後，同黨中人或死或逃，他們認為國民黨翻身的機會不多了，因此就另走門路。胡瑛是個慣走極端的人，革命革到極端，反動也反動到極端，甘與鳥獸同群。後來他最怕人家向他做六的手式：橫一個六指是六君子之一，豎一個六指大拇指放在嘴唇是笑他的大煙癮。胡瑛和孫毓筠兩人，如果當年革命被捕時，即綁赴刑場，慷慨就義，那麽日後便是轟轟烈烈的革命烈士了，不幸清吏成全了他們，把他們從烈士祠一腳踢出來，他們自己卻糟蹋了自己，錯過了留芳機會，變成了遺臭人物。人的際遇真是難說。劉師培原名光漢，在清末著有《攘論》、《中華民族志》等。曾和章炳麟創立光復會，是一位國學家。在國學方面著有：《國學發微》、《清末學術史》、《左庵文集五卷》、《談左劄記》、《論文雜記》、《中古文學史》。後來變節，充當兩江總督端方的門下士，端方下台後，他到四川任國學院主講。民國後章炳麟介紹他到北京大學擔任文科教授。楊度發表《君憲救國論》，他也發表《國情論》和《勸告舊同盟會諸同志》的公開信。4年袁畀以公府咨議。他上了一篇謝恩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