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三、復辟謬說

談到復辟，首先要介紹一下勞乃宣。勞乃宣其人是清朝遺老，庚子年鬧義和團時，他做吳橋縣縣令，上書請取締義和團；民國成立後，他志存復辟，在辛亥年冬天，他曾作《共和正解》，第二年夏天又作《續共和正解》，民國3年秋天他乃把他的這兩本“大作”合印成一本書，名為《正續共和解》，遍送京內外。

勞乃宣的共和，是這樣解釋：周宣王時因天子太幼，不能執政，乃由朝中重要的公卿“和”而“共”修政事，所以名曰共和。因此，所謂共和，乃君主政體而非民主政體，今日一般政界人士“不學無術”，亂加民主於共和，實在是不通。於是勞某乃力陳中國不能推行民主制的種種理由。這就是他的《共和正解》。至於續編是自詡他早有先見之明，民主制對中國之不恰當。他自作聰明地認為袁世凱雖身為大總統，但有伊尹之志，所以他主張創行一種憲法，名為中華國共和憲法。以共和為名是符於他的共和正解，名中華國而不名民國，即表示要行君主制；雖然是君主制，卻又不稱帝國，則是不與日本雷同，日本是稱帝國，俄羅斯和德國雖行君主制，但卻不稱帝國，“中華國”亦然；至於為何不稱大清而稱中華？是因中華是全名，大清只是一族之名。凡此雲雲，便是勞乃宣的大作奇論。

勞的“大作”自然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同意，因此，在當時的政壇上，也激起了不小的浪花。因為袁自徐世昌出任國務卿後，一切表現都是復古，這便使人聯想到袁是有意恢復帝制的。勞除了刊印這本“大作”外，還寫了一封信給也是遺老，而由袁聘為清史館館長的趙爾巽，信上說：

“總統之任必有滿期，退位後無異齊民。其時白龍魚服，無以自衛，怨毒所蓄，得而甘心，不測之災，必難獲免。項城識略過人，必早慮及此。以管見推之，以為必示人以非富天下之誠，而後足以平逐鹿之紛爭，必示人以不忘故主之忠，而後足以戢糾桓之驕氣。然此時遽議歸政，沖主不能親裁，別求居攝，殊難其選，實仍無以逾於項城。故愚議議定十年還政之期，昭示天下，而仍以歐美總統之名，行周召共和之事，福威玉食，一無所損，所謂閉門天子，不如開門節度也。還政之後，錫以王爵，則以總統退位，復為齊民者不同。爵位之崇，僅下天子一等，自必堂高簾遠，護衛謹嚴，不致有意外之患。……且總統無傳家之例，而王爵有罔替之榮，如是則項城安而王室亦安，天下因之以舉安，是以深冀我公之上陳，項城之見聽也。……公謂成先朝之史，以報先朝之恩，竊謂此說得行，其所以報先朝之恩者，尤勝於修史萬萬。……”

勞為什麽寫這封信給趙呢？原來他在不久之前，曾在青島碰見趙，趙剛由北京到青島，他們談話時，趙不經意地說了這麽一句話：“不久日月重光。”他就抓住了機會，想逢迎意旨，仰承顏色，以獵取功名富貴，所以當趙由青島回北京後，勞即寫了這封信給趙。

勞乃宣除給趙爾巽寫了上面的一封信，同時還給袁的兒女親家，清朝時當過兩江總督的遺老周馥寫了一封信。周馥在天津曾和袁共事，他的兒子周學熙又做過袁的財政總長。勞給周的信中說：

“趙次帥（趙爾巽字次珊）由京來島，謂項城自言，今日所為，皆所以調護皇室，初無忍負先朝之意，曾商之世相（清室內務總管世續），欲卸仔肩，而世相言無接手之人，故不得不冒此不韙。誠如此言，則項城之心亦良苦矣。當以拙作正續兩解質之次帥，問其可否代呈、項城、次帥曰可，因即請其攜之入都。……伏思我公歷事累朝，恩深位重，孤忠耿耿，至今夢寐不忘，於項城有父執之誼，識拔之雅；近又締結絲蘿，親同肺腑，若出一言，重如九鼎。可否將狂瞽之言，轉達聰聽？倘荷采擇，見諸實行，非特有造於先朝，其所以為項城者，亦不啻出諸九淵，升之九天也。”

除了給趙爾巽和周馥外，勞還有第三封信是寫給又是遺老、又是國務卿的徐世昌，信上說：

“……我公既受先朝重任，又與項城至交，此策得行，兩無所負。……憶己、庚之際，拳匪初萌，弟在吳橋任內，考出義和拳為白蓮教支流，刊‘義和拳教門源流考’分布各處，又通籌辦法，屢舉上官，而直省台司，褎如充耳，以致釀成滔天之禍（是指直隸總督榮祿等沒有采納他的條陳）。時項城出任東撫，道經連鎮，弟往迎送，以刊及原稿面呈，項城大為嘉納，到東後一切照行。聯軍到京，東省卒得保全，其取善之宏，從善之勇，令人感佩。今夏在青島，蒙賜手書，尚有：昔庚子之變，執事不憚苦心，標正論以拯危亡之禍之語，是項城用弟言取效，至今猶未忘也。竊謂弟今日所言，尤關重大，若荷聽從，其收效之宏，較之庚子更勝萬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