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三、辛亥武昌起義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雖然發動多次革命起義未獲成功，可是革命組織卻像雨後春筍一樣滋長於武漢。革命組織有的是屬於同盟會的，如日知會；有的是和同盟會有聯系，如其進會、群治學社、振武學社、文學社、共和會等。

日知會的重要分子有：劉家道、朱子龍、劉靜庵、王漢、陳棟、李亞東、胡瑛、梁鐘漢、李良軒、張難先等。負責聯絡湘鄂會黨，把他們介紹到湖北的新軍，是由湖瑛擔任。胡瑛原名宗琬，是湖南桃源人，長沙經正學堂出身，早年是個敢作敢為的革命志士，曾和吳樾同謀炸出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後來在東京最早參加同盟會；又曾在京漢線跟蹤鐵良，想把他刺死。他說話時頗像念台詞，如：“你從哪道而來”，“老夫自有道理”。口音像桃源話，又像湖北話，又像四川話。日知會的本部設在漢口聖公會，後來被清廷破獲，重要會員全部被捕，僅李亞東、張難先越獄逃脫。胡瑛在獄中神通廣大，竟能說服獄卒供他差遣，和革命黨人繼續聯絡，把革命工作報告在上海的黃興和陳其美。

共進會是同盟會的外圍組織，創辦人有張百祥、余晉域、焦達峰、劉公、劉英、孫武、居正、吳慈祥等。以兩湖為革命活動中心，會費由劉公擔任。辛亥起義時本應推劉公為鄂軍都督，因找不到他，才臨時擡出黎元洪。孫武因名字和孫文相近，大家訛傳他是孫文之弟：“孫文的兄弟都來了，我們快點參加革命。”新軍就是這樣踴躍參加的。焦達峰是湖南光復後的第一任都督。

群治學社以新軍和文化人為基幹，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廿日在武昌小東門外金台茶館成立，創辦人為楊王鵬、唐犧支、潘康時、蔡大輔、李挹良、蔣翊武、劉堯澂、何海鳴、詹大悲、林兆棟、鄧玉麟等，以漢口《商務報》為宣傳機關，後來《商務報》因反對粵漢鐵路借款被封，群治學社亦被破壞。

振武學社是群治學社蛻變的，社長為楊王鵬，吸收的幹部多為湖北新軍，其組織在各清軍中頗有基礎，如湖北新軍廿九標、卅標、卅一標、卅二標、四十一標、四十二標、馬隊、炮隊、工兵營、輜重營、陸軍中學堂、陸軍測繪學生均有參加。

文學社又是振武學社的後身，由蔣翊武任社長，詹大悲在漢口辦《大江報》，胡瑛亦在獄中參加。武昌起義，文學社的貢獻很大，功不可沒。

共和會是湖北青年在北方的一個組織，原名斷發會，後組成共和會，發起人是湖鄂公、熊得山、錢鐵如、覃秉清、邱壽林等。胡鄂公後來回到武昌成立共和會武昌支部，然後再去京滬，待他第二次回武昌時，正是辛亥年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起義那一天。

武漢起義在革命黨人的策劃下，本來是有計劃有步驟的，他們先組織各種革命團體，然後在各新軍內發展組織，吸收幹部，最後且制定起義時的軍事部署，比起以前各次起義，算是最有安排了。怎知起義是功成了，但卻完全沒有按照事前的計劃進行，也就是說一切預定的計劃還未開始就被清地方當局全部破獲。

原來革命黨人初定辛亥年八月中秋發難，因黃興、宋教仁、居正未能如期由上海趕來，乃改期八月十八日午夜十二時，不料這天下午，孫武在漢口租界寶善裏試驗炸彈，爆炸負傷，被俄警入屋搜查，革命文告、名冊、彈藥、印信、旗幟、符號悉被搜出。晚間武昌小朝街革命機關張廷輔家亦被搜查，彭楚藩、楊宏勝、劉堯澂（復基）、蔣翊武等被捕。彭、楊、劉三烈士遇害，蔣翊武機警得以逃脫。武漢因之宣布特別戒嚴，黨人紛紛走散，彼此消息不通，預定十八日起義遂不果。

天下事往往種了因就會結果，由於武漢新軍內秘密參加革命組織的幹部很多，自湖廣總督瑞澂對革命黨人大加整肅後，軍心皇皇，極為不穩，流言傳聞，草木皆兵。過了一天，到八月十九日，整個武漢的新軍已接近爆炸的程度，這時候武昌城內共有步隊三營，工程隊一營，旗兵三營，督署教練隊一營，巡防營數營，兵力不可謂薄弱，無如人心思漢，清運將終。當瑞澂接替張之洞為湖廣總督時，一抵任所就問第八鎮統制張彪：“老實說，你部隊中究竟有多少革命黨？”張彪也很老實地回答說：“不敢瞞大帥，大約有三分之一”。

八月十九日晚七時，工程第八營副班長金兆龍和兵士程定國正在擦槍裝彈，工程營後隊第二排排長陶啟勝忽然跑到金、程二人面前大聲叱責說：“你們想造反嗎？”金反唇說：“老子造反你要怎樣？”陶大怒說：“你敢犯上，這還了得，來人把他們抓了。”於是二人互相扭作一團，程定國乃自陶背後用槍托向陶頭上狠狠敲擊一下，立時頭破血流，程再向陶射了一槍，這一槍就是武昌起義、推翻清朝的第一聲槍聲。陶負傷下樓逃走，由於這一槍使得全隊動搖的軍心火上加油，大家爭說“起義了！”班長熊秉坤立即集合營中革命志士開始行動，工程營代理營長阮榮發、右隊隊官黃坤榮、司務長張文濤拔刀阻止，程定國連發兩槍，擊斃了黃、張，阮亦被殺。眾志士即將營內子彈搬取而空，一哄出營，徑奔楚望台軍械所。這一支首義部隊不過三百人，到楚望台時已有志士在內響應，所以未發一彈就加以占領。這時群龍無主，沒有領導的人，於是大家推舉工程營左隊隊官吳兆麟為起義的革命總指揮。吳乃在楚望台西南凹地集合全體志士，確定軍事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