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窮則求變

朝鮮的悲劇成全了袁世凱，甲午戰後清廷上下痛定思痛，把所有的詬責都集中在李鴻章的身上，也把所有的好感都集中在袁世凱身上；大家認為袁世凱在朝鮮是成功的。實際上也是事實，袁在朝鮮12年，替朝鮮練新兵，安定朝鮮的亂局，重振清廷的聲威，他的表現處處都顯得他出人頭地，高瞻遠矚。73歲高齡的李鴻章也很看得起這個後輩，並不因袁受人推崇，自己卻受人攻擊而對袁不好，相反地更賞識袁，處處提攜袁，想培植這個比自己兒子還年輕的袁世凱為自己的繼承人。

這就替袁世凱開辟了北洋之路的一條大道。當時的北洋大臣實際是清廷中央的實力人物，李鴻章是那個時期清廷最重要的人物，袁世凱在他的卵翼下一步一步往上爬。對袁來說，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不止是多采多姿，而且也得心應手。

當袁未拜命赴小站練兵時，他留在天津，有時也去北京，他利用這個短暫的閑暇，編寫了一本兵書，當然不是他自己執筆。中國的文人以“知兵”才能達到出將入相的地步，自諸葛亮以至曾國藩、李鴻章，莫不是書生而統禦雄兵。袁世凱既然能為朝鮮練新兵，當然也可以撰兵書，他的這部兵書，現在已絕了版。由於他的“兵書”編成，於是他便儼然以“文武雙全”而見重於那個時代了。

甲午戰後，舉國已在求“變”，開明的知識分子，以上海和香港為中心，倡導變法。清廷中也有一二特出的大臣，主張革新；前有郭嵩燾、曾紀澤，後有薛福成等，都認為世變日亟，治世之法必須適應潮流。不過這些洋務派都因遭受到守舊派的排斥，所以不能大用。

袁世凱本身是一個復雜而具有雙重人格的人，他是舊勢力中的新人，可是也是新勢力中的保守分子，因此在舊派中他被賞識，不被排斥，而對於新興的勢力來說，他們看袁仍不失為一個肯接受新潮流新思想的人，所以也很喜歡他。在那個新舊蛻變的時代中，袁是騎墻派，正因為他的騎墻，使他成了一個政治軍事上的寵兒。

在黯淡的甲午戰敗後的清廷，最當務之急的，莫如重新整軍經武了。因此，就在《馬關和約》簽署後的六個月，清廷的五個最重要的大臣醇親王奕譞、慶親王奕劻、軍機大臣翁同龢、軍機大臣李鴻章、軍機大臣榮祿等會商練建新軍工作，而袁世凱也被受命負責起草計劃和規章。不久他受任主持訓練新軍事宜，這位曾在朝鮮督練新軍的中年人，便開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業——小站練兵。

馬關之恥，使中國知識分子接受了這個刺激，因此不只清廷中求變，一般社會上的青年，也激起了求變的高潮。如林則徐的學生馮桂芬，著《校邠盧抗議》，主張對外不鄙視，不恐懼；對內選拔人才，注重輿論，廢除八股，加強地方政治。另有香港《循環日報》主筆鼓吹變法，贊美日本的制度，主張中國急須改變取士、練兵、學校、律例四種舊制。鄭觀應著《盛世危言》，曾和孫中山先生談過改革中華的抱負。何啟著《中國亟宜改革政法論》、《新政始基》、《新政變過》、《新政安行》等書。這位何啟在英國留學十多年，後居香港創辦雅麗氏（Alice）醫院和香港西醫書院。孫中山先生曾就讀西醫書院，起義時並曾得何啟助力。胡禮垣是和何啟合作撰寫上述各書，總稱《新政真銓》。陳虬著《治平過議》、《報國錄》。他們都主張成立國會，行君主立憲制。

此外，到中國訪問的外國人，如上海廣學會的英人李提摩太，在甲午戰後曾遊北京，先後晤見李鴻章、孫家鼐、翁同龢、張蔭桓、恭親王、剛毅等勸說變法，提出教民、養民、安民、新民四個號召，並盼清廷設西學科，用西人為顧問。他的建議未能為清廷接受。

所有這些在野的求變呼聲，並未能使清廷接受。而觸角能碰到清廷當政者的，則是康有為、梁啟超等在北京聯絡各省應試舉人一千余人，公車上書，反對馬關議和，主張遷都再戰，變法自強，西法練兵等。雖然他們的要求未被上達，但他們所掀起的狂瀾則震動了那個時代。

康有為原名祖貽，字廣廈，號長素，是廣東南海人，鹹豐八年二月初五（1885年3月19日）出世，家世是書香世宦，少有大志，致力於經世之學，想作中國儒家的聖人。他雖不懂洋文，但接受力極強，六歲從番禺藺鳳儀讀四書及《孝經》，遂有志於聖賢之學。他好讀不倦，先在深山讀書，後遊大江南北，研究當時傳教士所譯的西洋法政史地等書，他為了達到變法的目的，曾寫了兩本著作：《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來支持他變法思想，以免傳統的中國讀書人反對。他說西漢末年劉歆偽造古文經，是用來支持王莽代漢的，這本書只能算做是王莽時代的新學，假托古書不過是想打倒當時的漢學而已；至於孔子所說的三代德政，也是假托古代來改變當時的法制。所以康有為的結論，是自古以來便有變法之事，孔子也是一個改革家。